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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政治权力的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探析
2018-1-27 22:52:00           作者: 澎湃新闻

  越南政治权力的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探析

   当前,越南的政治变革正在深化。图为2017年10月11日上午,越南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河内闭幕。本次全会强调干部队伍建设和体制改革,进一步打击贪污、腐败,以维护政治系统的高效运行。

  政治学界普遍认为,越南政治权力的中枢是多头构架,即由越南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国会主席组成“四驾马车”。近年来,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作为社会和非政府组织代表的“越南祖国阵线”的政治地位得到提升,因而其中央委员会主席亦可看成是“半驾马车”。

  越南的“四驾半马车”的核心权力构架,一个突出特点是权力的“分散”。与此同时,与东亚其他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比较,越南表现出“政治民主化超前”的特点。越南政治权力结构所体现的这些特征,源于其独特的历史地理条件、时代和国际局势等因素。(所谓“政治民主化超前”,意指其政治民主化改革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而其他东亚国家实行民主化改革时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越南。——作者原注)

  一、越南政治权力的主要结构特征

  (一)政治权力构成特征: 政治权力结构分散化与“南北党”分野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治系统的基本构架和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在独立后即效仿苏联模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随着革新进程的发展,越南政治系统也逐渐呈现出一些自己的特点。就目前来看,越南的政治系统结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 政治权力结构相对分散,没有形成明显的核心。

  越南政治权力结构分散化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越共九大(2001年)开始,越共中央撤销了政治局常委,只保留书记处,因此越南最高政治权力机构是越共中央政治局; 另一方面,越共中央政治局的组成人数从第二届的7人逐渐增加到14 人,第八届(1996年) 达到19人之多,后下调到15人,十二届(2016年)又增加到19 人。

  另外,从党内是否具备“核心”来看,尽管越南宪法第四条规定“越南共产党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但在越共十二大前,从越南媒体不时可以看到越共总书记和越南政府总理发表观点不尽一致的言论,政府各个部门也倾向于听总理的指挥。因此,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不得不在各个场合多次强调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要求国家各部门都要集中统一在党的领导下。而社会舆论则普遍认为,“党只能领导党员而不应该插手政府事务”。

  可见,越南并未形成公认的“核心”领导,通俗地说就是没有“一把手”。

  越南政治权力还因地域差别而形成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安排,那就是领导人因出身地域或政治主张不同被划分为不同派别,即所谓的“南北党”现象。大体来说,越南政治权力结构沿袭了一种格局,即象征最高核心权力的“四驾马车”分别由来自北部、中部和南部的人担任。其中,党的总书记基本上由以河内为中心的北方干部担任,主管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工作; 政府总理通常由以胡志明市为中心的南方干部出任,主管经济工作; 国家主席和国会主席由来自中部地区的干部担任,而此前该职位作为一种象征性地位的意义更大。

  越南的这种“南北党”现象不仅局限于地理上的划分,还体现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南方在解放前长期处于法国和美国的统治下,深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因而南方干部比较重视市场经济、易于接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 而北方则受到苏联和中国的影响较大,重视政治和意识形态。

  因此,南北两地干部存在路线和政策偏好的差异。一般而言,“北方派”因对市场化改革持谨慎态度而多被归为“保守派”,“南方派”则偏向于较为激进的民主化和市场化改革,因而多被归为“改革派”。随着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的深入,南方地区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比重越来越大,进而对政治权力的诉求也日益上升。在越共十二大之前,两届政府总理和国家主席均由南方干部担任,而高层干部中也有越来越多的“南方派”,“北方派”的势力被弱化,导致整个国家政治的西方民主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越共十一大强调,“积极主动融入国际”,走“多边化、多样化”的外交路线。在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影响下,越南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得到提升,美越关系迅速发展。尤其是在预期加入以美国标准为主要规则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推动下,越南加快了政治系统革新的步伐,按照TPP 规则实施了行政制度改革,包括加快国有企业私有化、推动工会制度改革等,以满足更加透明、公开、平等竞争的TPP 原则要求。因此,越南出现了一波行政制度透明化、公开化和民主化改革的浪潮。

  由于美国大选结果出人预料,新任总统特朗普明确表示废除TPP,彻底改变奥巴马对越南的政策趋向,越南的西方化趋势突然失去了强大的外部动力,这直接影响了越南的政治权力安排。2016年1月召开的越共十二大,可以看成是南北两派斗争的一个分水岭。经过内部的激烈较量,最终阮富仲继续连任越共总书记而原政府总理阮晋勇退出领导层,表明“北方派”再次掌控了越南政治权力。

  (二)政治权力的构建机制: 从内部磋商走向公开化、制度化,提高了竞争性

  长期以来,越南国家最高权力构成的产生过程和细节虽然不为外界所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其核心人事安排产生于公开表决的“会前”而不是“会后”。也就是说,越共总书记、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产生以及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部门主要领导的安排,并不完全由党的代表大会或国会代表的投票结果来决定。然而,过去十年来,这种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

  最初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越共十大总书记的选举。以往,越共总书记的产生首先由政治局提名唯一的候选人,之后经过党的代表大会投票表决后确认。越共十大的做法略有不同,即在对农德孟作为总书记候选人进行正式表决之前,以内部测评形式对政治局提出的两个候选人阮明哲和农德孟进行了投票表决,农德孟以微弱优势胜出,最终在党的大会上农德孟依旧作为唯一的总书记候选人进行等额表决。但这次尝试被不少媒体解读为“越共总书记实行差额选举”,在国内外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越共十一大的总书记选举并未沿袭越共十大的做法,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差额比例有所扩大。其中,越共中央委员的差额比例为24. 57%,而中央候补委员的差额比例达到144%。由于差额比例较大,结果出现了政治局提名的候选人意外落选的情况。这一结果突显了代表们手中选票的重要性,也体现了越南政府重视提高选举的竞争性。

  为使党内的人事选举更加公开透明和有章可循,2014年5月,越共十一届九中全会通过了《党内选举规则》。

  根据《党内选举规则》: 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候选人必须由上一届中央委员会推举,并经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投票表决后产生:中央委员有资格参选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委员有资格参选总书记; 不在上级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之列者不能接受他人举荐,如若被他人举荐,则当事人必须提出“请辞”,而“请辞”是否有效需经过大会投票表决。当半数以上代表同意其“请辞”时,当事人将不再进入候选人名单; 若半数以上代表不同意其“请辞”时,当事人则进入候选人名单。这也就意味着,当半数以上的代表的选择与上级的安排相左时,就可以改变上级提出的方案。也就是说,代表手中的表决权有了实质性的意义。

  《党内选举规则》还规定:各级党委的选举必须采用差额选举办法,但差额比例最多不超过30%,其中党委可超额推举10%—15%,个人和代表团可超额推举15%—20%。此外,规则还明确: 除“特殊情况”外,首次当选政治局委员者不得超过60岁,再次当选者不得超过65岁;首次当选中央委员者不得超过55岁,首次当选中央候补委员者不得超过50岁,但允许有“特殊情况”,而作为“特殊情况”处理的必须经中央委员会投票表决。值得注意的是,该规则并未明确党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是否也要进行差额选举,也未规定党的总书记是否受到年龄限制。

  越共十二大启动了“特殊情况”程序,推举67岁的阮富仲进入新一届政治局,之后当选为新一届党的中央总书记,其他9名超过65岁的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则未进入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但在这9人中,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得到了几个代表团的提名,于是按规定他本人提出“请辞”,并由大会对其“请辞”进行投票表决。最终,由于60% 的代表同意其“请辞”,阮晋勇未能进入政治局委员的候选人名单而退出新一届中央。本次选举对越共高层人事安排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动。因为一旦阮晋勇的“请辞”得不到50%的代表同意,那么阮晋勇将进入候选人名单,进而有可能再次当选为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就可能被选为越共中央总书记。如果那样,越共十二大的人事安排乃至十二大以后越南的发展方向和路线就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局面。

  可见,越共十二大的选举改变了完全由政治局内部操控的惯例,高层选举“有规可依”,按制度办事,具有了更大的公开性和竞争性,使得高层人事安排的变数大大提高。

  (三)政治民主化的实质: 以“民主”方式来实现权力的“集中”

  与西方国家执政党通过投票选举来获得合法政权不同,越共是领导人民经过艰苦战争打败外来殖民者、侵略者,从而夺取政权的。换句话说,越共政权的“合法性”,是靠“打江山打下来的”,其“合法性”在过去几十年来几乎未被怀疑过。

  然而,随着越南革新和融入世界的加深,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对越南的影响从经济领域走向了政治领域,越南的知识分子借鉴西方三权分立和法权国家模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根据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的情况,越南的学者认为,所谓“社会主义法权国家”,就是“法律至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即通过建立一整套完备的法律制度,把越南共产党的领导、政府的管理纳入法律框架内,实现人民当家做主; 核心要义是协调好“党领导、国家管理、人民当家做主”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以“法治”代替过去的“人治”或“党治”。

  按照建立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的目标,越南修改了宪法并在2013年11月颁布。新宪法第四条有所改动,除了明确越南共产党的性质、规定“党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外,增加了“党与人民密切联系、为人民服务、在人民的监督下,对人民负责并对自己的决定负责; 所有党组织和党员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活动”。

  过去十年来,越南政治气氛空前活跃。

  首先,国会的作用得到了彰显。越南国会作为越南人民的代表机构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每年都要召开两次全国大会,并且每次长达一个月左右。在国会召开期间,国会代表对国家和政府主要领导人进行公开质询,并对国家重大事项进行评议和表决,行使最高的决策权和监督权。过去几年,越南国会已经多次否决了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其中包括政府提出的修建贯通南北的高速铁路项目计划以及中越两国政府已经达成的在越南西原地区合作开发铝土矿项目等。

  其次,越南祖国阵线地位得到提升。越南祖国阵线作为越南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非政府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平台,近年来实权也不断得到扩充,不但具有社会监督的职能,而且参与组织选举过程,还被赋予了对党的路线和国家政策进行“社会反辩”的职能。然而,在调研中我们发现,祖国阵线的高级干部仍时常抱怨权力不够,发挥作用不够大。在国会、祖国阵线、党和政府之间,已经出现了“争权”与“限权”的明显斗争,这客观上造成越南共产党领导权的下降。(“社会反辩”是根据越南语直译过来的一个词,是越南祖国阵线的职能之一。其做法是: 对党和国家的重大路线和政策的可行性进行讨论和评议,并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之后把结果反馈给有关部门。——作者原注)

  当前越南共产党是越南国内唯一的执政党,也是唯一的合法政党,国内尚无可与之进行实质性争权的力量存在。因此,这是越南共产党在主动采取措施约束自身的领导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自我放权。为何越南共产党在这个时候采取这种或可称为“自我革命”的做法? 调研中,越南学者告诉我们: 越南共产党采取扩大“民主”的改革,是越南共产党的宝贵历史经验,是越共的“制胜法宝”。也就是说,在越南共产党出现困难的时候,通过“民主”的方式来获得社会的信任,从而继续维护党的威望,最终目标是实现国家和社会“集中”在党的领导下。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越南共产党力量还很单薄,尤其是在革命遭遇失败后,沦为一个数千人的小党。为了建立更加广泛的统一战线以获得民众的支持,越南共产党分散活动并几次更改了名称。其中, 1936—1939年,以“印度支那民主阵线”的名义分散开展合法和半合法斗争,之后又改名为“印度支那反帝统一民族阵线&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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