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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难以忏悔?
2016-12-15 23:21:00           作者: 中国国家历史mp

  

  钱钟书在为杨绛《干校六记》作的“小引”里写道:

  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惭愧也使人畏缩、迟疑,耽误了急剧的生存竞争;内疚抱愧的人会一时上退却以致于一辈子落伍。所以,惭愧是该被淘汰而不该被培养的感情;古来经典上相传的“七情”里就没有列上它。

  博学睿智的钱钟书早看穿了中国缺乏忏悔文化的事实。这个发现,可能会比中国文化缺乏幽默更让人感到丧气。

  “忏悔”乃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符码。“Confession(忏悔录)”甚而已经成为西人的一种自传类型。圣奥古斯丁和卢梭的名篇,已经成为名著进入经典行列。那么,相较于西方,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忏悔?中国人为什么不愿道歉?我们又应当怎样忏悔,怎样宽恕?

  钱默存类似循环论证的解释,显得过于娴熟取巧。面对这个难题,朱大可先生给出了他的一个答案。欲知详情,请读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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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朱大可

  来源│东方早报

  红卫兵道歉与忏悔稀缺

  北京红卫兵向曾遭他们殴打的老师道歉,经由《南方周末》的放大式报道,而成为一个重大文化事件,受到知识界的广泛关注。但正如原发媒体的审慎评论所言,尽管道歉者显示出过人的道德勇气,但这一事件本身并无普遍意义,它只是一个偶发事件,从反面验证了此类事件的稀缺性。然而,它足以充当某种个人良知探测器,用以探查社会的伦理反应,并据此对中国文化现状做出精确的研判。

  红卫兵道歉的稀缺性,体现于下列两个基本向度:1966年曾有1100万名红卫兵在全国著名的广场接受检阅,而全国红卫兵的总数,至少应在8000万以上,但此类道歉事件,却仅限于几名老迈年高的女生,犹如沧海一粟,显示出空间和数量上的高度稀缺;而在时间向度上,这场道歉延后了整整三十多年,早已超出“滞后效应”的底线。正是这种稀缺性敦促我们发出下列追问:红卫兵道歉为什么会如此艰难?而中国社会又何以缺乏必要的忏悔传统?

  只要探查一下历史就能发现,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东亚民族圈,面对着忏悔机制的普遍缺席。当东、西德国、前苏联、南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先后做出国家道歉时,没有任何一个东亚国家加入这个良心同盟。在二战中入侵东亚的日本,至今没有做出书面的国家道歉,而这种道德失语状态,分布在从国家、民族到个人的所有领域。

  作为传统的“外儒内法”的威权国家(又称专制社会),华夏帝国依靠酷法、专权、谋术和圈势,实施了漫长而完美的统治。法家系的巨大铁轮,碾压儒家及其民众的日常生活,由此滋养出四种反常的文化人格:施虐/受虐人格、比照/内讧人格、流氓/厚黑人格以及赌徒/投机人格。这是民族的黑暗之神,它管理我们已经两千多年,并且还将长期管理下去。

  专制文化对生命个体的最大影响,就是培养大批臣服者,他们经过反复洗脑,成长为热爱威权的“新人”。这种人格在对上臣服的同时,也表现为对同胞和下级的欺压,显示出受虐/施虐的双重人格,令“吾日三省吾身”之类的儒家内省精神,停留在竹简、帛书、竹纸和舌头上,成为毫不律己、专门律人的信条。正是基于法家的强硬掌控,反思和忏悔成为文官生涯的精神冗余物。而在清扫“封建主义货色”的时刻,就连专门用来教化平民的儒教,都不能逃脱被消灭的厄运。

  基督教在21世纪中国的最大收获,是掌握了大批乡村和城市贫民,但它没有掌握知识分子阶层。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他们被自己的理性学识所阻拦,无法获取神性真理的基本信息,从而导致基督教伦理在中国文化中的失效。

  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营造着对上效忠和互相检举的“二人关系”,更无力建构真正的内省式道歉机制。精神自虐的“斗私批修”,完全不能构成内省的正确道路。官员拒绝道歉,是威权逻辑的必然结果。而所有的错误都被归咎于“历史”这个抽象主体。历史不会言语和抗辩,它永久缄默,并始终置身于被陷构的困局。而鉴于权力的榜样性,普通人都选择了沉默。这种多数人的沉默,构成“后文革”最阴冷的政治风景。

  忏悔者与拒悔者

  文革是一次巨大的惊骇,整个民族遭到痛殴,而全世界都听见了这长达十年的哀歌。它唤醒被压抑的忏悔欲望,并且为这机制的发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程序刚刚开启,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遭到致命的摧毁。

  “伤痕文学”向我们提供了“后文革”忏悔史的重要样本。在著名小说《伤痕》中,一个女知青哀怨地表达了对母亲的忏悔。这是一种轻微的过失,它被限定在孩子对母亲的怀疑、拒绝、离弃和逃跑的边界里。这过失与其说是伦理性的,不如说是情感性的,诉说着儿女对死去亲人的追思,并要把过失者引向新的母体——“后文革”时代的新国家。在小说结尾,主人公和男友一起安葬了母亲,“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融入新乌托邦的光辉之中,而那就是新形而上母亲的庄严象征。这篇技巧粗劣的文学习作的唯一价值,就在于它确立了“受伤者”(受害者)的道德逻辑序列,也即主体背叛母体(或被母体抛弃)→自我忏悔→重归(新)母体的三部曲格式。主体的终极使命,就是以弃儿的身份,返回伟大的母体,重构子体与母体间的道德脐带。

  毫无疑问,从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到右派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苦难叙事,最终没有被引向忏悔,而是转换成了对弃儿对母亲(父亲)的泣诉和乞恩。一旦有新的恩泽降临,一切苦难记忆便烟消云散,受难者从失乐园回到了新乐园。这场广泛的泣诉运动,滋养了大批寄养在作协母亲麾下的“文学啃老族”,领受从奖金到荣誉的各种恩泽。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大失败,就是没有整体地发育出独立、自由和深刻的写作人格。

  但伤痕期涌现的不仅是“伤痕派”的撒娇,而且还有“人道主义”的痛切反思。其中最值得我们记取的作家,是戴厚英、周扬和巴金。他们三人形成了文艺忏悔小组,犹如“三面红旗”,矗立于1980年代的文学现场,向中国知识界提供罕见的道德范本。他们都曾是信仰和权力的拥戴者,并充当过戕害人性的棍棒,击打所有的异端思想,而后却以非凡的勇气,忏悔自身的历史罪过,转而成为讴歌人性和自由的战士。

  女作家戴厚英,最初是反右积极分子,继而成为文革的激进先锋。她的同学shayexin先生对此形容说,“我亲眼目睹了她挥臂发言的批判威力:能言善辩,锐不可当,口角寒风,令人颤栗。”文革之后,shayexin再次亲睹她向被批判的钱谷融老师道歉的场景。导致这场精神剧变的契机,在于戴厚英在审查诗人闻捷的过程中,与受审对象发生了炽热恋情,却因受“组织”压力而被迫分手。闻捷绝望之下开煤气自杀,自此,她不仅成为痛切的忏悔者,更升华为深刻的批判者,在自我反思的同时,以文学叙事的形态,锐利地解剖体制和人性的黑暗内脏。

  另一重要的忏悔者是周扬,在历经十年文革苦难和九年牢狱之灾后,他成为神色坚定的反思者。据顾骧先生回忆,周扬不仅逢人就道歉,而且每会必作自我检讨。周扬说:“我是一个长期工作中犯过不少错误的人,但我不是坚持错误不改的人。”周扬之子周艾若也回忆道:周扬曾邀请30多位错划为“右派”的老文艺家见面,面对几十年来受尽迫害和折磨的老人们,他情绪激动,以至于未说一字,已泣不成声。在1983年中央党校举办的马克思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周扬发表长篇讲话,试图从意识形态和体制的层级上,摧毁罪恶发生的根基,为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开辟道路,但这场重大的理论突围,仍然无法摆脱流产的宿命。

  反省和忏悔,同时也是作家巴金的重要遗产。文革逼迫许多人成为互相迫害的“坏人”,甚至连巴金这样老牌知识分子,也卷入互相检举和批判的浪潮。巴金回忆起自己“由人变成了兽”的历史,仍然语带颤栗:“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巴金此后提出设立“文革博物馆”的动议,表达出推动历史反思的强烈意图,成为1980年代最值得继承的精神遗产之一。

△巴金

  “文艺忏悔小组”的事迹,折射出知识精英曲折而痛苦的思想道路,而对他们的关注,则传递出世人对个人自由精神的渴望,以及对通过忏悔来改进国家体制的诉求。尽管参与者数量稀少,且饱受痛殴,但他们的存在,令中国现代史获得了道德深度。正是忏悔改造了人的灵魂,令历史可能转入更合人性的轨道。所有那些对文革岁月的沉痛回溯,都旨在请求我们关注那些反面的历史遗产,并据此修订转型中国的文化逻辑。

  耐人寻味的是,戴、周、巴不仅忏悔与道歉,还要将其推进到更深的层级,形成忏悔—道歉—批判的三元结构,这就意味着要在忏悔的同时,展开对自身错误的外部病源的坚定追问。他们的事迹向我们表明,所有的道德忏悔不能止于个人道歉,而应继续发育成政治/文化追问,才能令忏悔产生最大效应,由此推动思想启蒙和人本主义精神的全面营造。

  但事实上,此类反思运动是难以维系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它已呈现为一种孤独状态,没有获得来自知识界的普遍响应。此后,戴厚英的反思通道,被一位疯狂的厨子残忍地切断,而周扬和巴金则先后一病不起,他们的悔恨跟病躯一起,瘫痪在人本主义价值重建的前沿。忏悔小组成员的先后谢世,具有重大象征意义,它迫使中国重新退向拒绝忏悔的传统。

  这种思想反省运动的半吊子化(时间短暂和空间逼仄),正是中国社会畸变的根源。1990年以来,在一个人本主义全面归零、流氓、厚黑、权谋和金钱成为主流的格局里,道歉是危险和自取其辱的,而道歉者成了可笑、失败和被嘲弄的对象,由此引发普遍的拒悔思潮,余姓散文家是这方面的范例,他所出示的那些漏洞百出的辩解文字,已经沦为知识界和广大网民的笑柄。

  拒绝、抵赖和说谎,构成了拒悔者的三个基本表征,向世人描述着政治伦理的残破轮廓。但那些举动只能激发更为剧烈的追问、清算和审判。在我看来,这不是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被拒悔行为激怒的公众,不断加码批判的力度,很可能吓退那些心存悔意而又畏惧表达的造反者,逼迫他们从原先的忏悔立场后退,甚至重新转向文革,缅怀罪恶丛生的时代,由此推高仇恨指数,酿造新的社会对抗。

  在拒悔的背后,存在着诸多难以启齿的原因,其间既有对被清算的恐惧,也有希望被遗忘的侥幸,更有对罪过的反向认知,甚至把罪业当作毕生的荣耀。某些前红卫兵在成为著名知识者后,利用话语权力和知识体系的复杂性,以宏大叙事和学术沉思的方式,热烈讴歌专制,赞美纳粹及其趣味,粉饰和颠倒历史罪恶,在学生中掀起新的造魅运动,藉此为其个人行为作形而上辩护。中国知识界的基本良知,正在面临30年来最严重的挑战。

  正是这种来自知识界自身的伦理危机,迫使我们重新探查忏悔/道歉机制,企望它的正常运转,能孕育出大规模的历史反思,藉此改造知识分子以及国民的心灵结构。但一个没有基督教传统的世界,是否拥有哺养忏悔机制的摇篮?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阳明心学和第三代新儒家,先后回答了这种诘问,但那些卓越的努力,却遭到大陆第四代儒学的阻拦。文化的自我颠覆,制造出一个恶劣的后果,那就是现存文化体系,根本无法提供一个完备的道歉机制。因此,只有在融合并超越基督教和儒学的信念基础上,建构新的普适伦理学体系,才能为国民行为提供精神范本。这是独立知识分子的重大项目。我们无权拒绝这种文化建构的责任。

责任编辑: 蔚 蓝 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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