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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社会是一个心知肚明的假面社会
2016-6-16 4:08:00           作者: 搜狐文化

  导语:怀疑主义可以是真理的起点,它映射出人类理性的反思能力,但在当今的中国,当我们谈到怀疑时,怀疑却仅仅等于绝不相信。从怀疑你的语言,到怀疑你的动机,在沉默的怀疑中,在对怀疑的刻意掩饰中,我们早已处在一个假面的犬儒社会。

  重复而无成效的启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种犬儒主义的发展,因为一个又一个的失败让人们不再相信,而知识也在社会的阵阵浪潮中逐渐走到一个边缘的位置。左右之争甚嚣尘上,知识分子不再拥有光环,面对这一切,信任的基础又该从哪里重建?正如徐贲所说,口号带来的可能是愈加的失望,而细节才是如今启蒙的方向。

  嘉宾介绍:徐贲,马萨诸塞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教于苏州大学外文系,现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著有《文化批评往何处去》、《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需要》、《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等。

  当今中国社会是一个心知肚明的假面社会

  搜狐文化:北岛那句著名的“我不相信”几乎成了八十年代的一句开山口号,您认为八十年代是一个真的怀疑的时代吗?

  徐贲:八十年代的怀疑主义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与犬儒主义形影不离的怀疑主义。怀疑一直都是有的,但强弱和性质会有所不同。林彪事件就曾引发了不少人对文革的怀疑。八十年代的怀疑主义跟现在的完全不一样,我为什么在《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主义》一书里特别关注犬儒,就是因为现在出现了一些八十年代没有的怀疑和信仰危机。八十年代文革刚刚结束,大家对前途是有信心的,当时人心思变,而且现实中确实出现了许多深得人心的积极措施,有的出乎人们意外,比如说冤假错案的全面平反,还有大学招生不讲成份,这是大家以前不敢设想的事情,这些事情都能发生,给大家的可是不一般的信心和希望。

  现在的人很难去设想当时人们的兴奋和乐观盛况。就拿考研究生来说,现在我们考一个研究生不算什么,但当时是一件很大的新鲜事,不讲学历,人人可以参加考研,那可是闻所未闻的。当然,考生的程度良莠不齐,但竞争很激烈。我是第一批去北京科学院参加复考的,那时候,所有接待我们的人全是科技大学的老毕业生,他们做义工非常地投入,这在今天是不可能的。那时候北京的气氛是郭沫若说的科学的春天,完全是理想主义的,毫无钱的味道,也是现在没有办法设想的。科学院的领导来讲话,说你们都是国家好人才,其实也根本谈不上是什么人才,大家挺兴奋,对未来很有信心,觉得国家是在努力复兴。这些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我考的那个专业,考两门外语,高等数学再加汉语。全国600多个人招4个人,我是其中一个,到北京复试的时候大概有二三十个人。按理说,这二三十个人中除了四个考取的,理应全被淘汰掉。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时在七十年代文革刚过的时候,科学院很多专业没有来得及上报研究生项目,如德语所。我这个专业要考两门外语,没考上但会德文的学生就给德语所招了生,后来跟我一起参加复试而被淘汰的考生全部给不同的专业分掉了,都录取了。可见当时的求贤若渴。这样的形势下,悲观的怀疑主义根本不会有市场。

  悲观的怀疑主义是一种犬儒主义,cynicism。现代犬儒主义与古代独立特行的犬儒主义不同,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以死活不相信和彻底的悲观主义来生活的消极态度。它包含一种特别盲目、顽固的怀疑主义。怀疑主义有两种,一种是积极的,是科学精神的一部分,胡适所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怀疑不是它自身的目的,怀疑是为了寻找真实,核实真相。在没有确证之前,你怀疑,不马上相信。这是一种认真的怀疑主义,做学问,思考问题都离不开这个。

  搜狐文化:也是探索的开始。

  徐贲:对。但还有另一种消极的怀疑主义,这是负面的怀疑主义。因为它没有积极想要发现或求证的目的。它是一种死活不相信,你证明了,他也不相信,因为你证明给他看的时候,他怀疑你证明的动机不善。你不管说什么,要说什么,他都预先设定你是为了欺骗他才这么说的。

  我在《透视犬儒主义》这本书里面讲到,有两种不同的犬儒主义,一种是在一般社会中可以明说的犬儒主义,比如在美国。还有一种是在我们这个假面社会中经常不能明说的犬儒主义。在美国你不相信什么,你可以说,比如现在美国在大选,你不相信共和党,也不相信民主党,你不相信在华盛顿的政治establishment,国会、选举制度、政客、政党,你可以在报纸上说,博客那更不用说了。但是我们这里不行,你能不能明白无误地表达你的怀疑呢?不能。但大家心里有数。人们的眼睛被蒙住了,但眼睛不瞎。所以现在就有了心知肚明的假面社会和伪装的犬儒主义。上面的人知道你在装假,装假的人也知道上面知道他在装假,只要不做出不相信的样子就可以了。大家都心知肚明,也都知道对方心知肚明,大家都在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是互相哄着玩。玩得很开心,乐此不疲。这个游戏需要有大的context,就是我们说大环境,我谈的犬儒主义是这样一个大环境当中的犬儒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集体犬儒主义,跟一般的个人犬儒主义不一样。它外面包裹着很多不易看清的东西。

  搜狐文化:北岛在八十年代说的启蒙,你怎么看?

  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们现在所说的八十年代实际上是连着20世纪七十年代最后的几年到八十年代的,并不是完全是八十年代。北岛他们说启蒙,我不知道具体是指什么,但一直有人在呼唤启蒙,做启蒙的人也不是他一个,资中筠就是直到今天还在呼唤启蒙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但是,我认为,今天的启蒙任务跟八十年代的启蒙应该有所不同,事实上也不相同。八十年代的启蒙主要是民主与法治,那个时候说启蒙,是为了马上就能给大家一些基本的民主或法治知识。那时候知识分子编丛书,也是非常急促和粗糙的,从选书到翻译都是,因此可以说是文化大跃进,启蒙大跃进,有什么书都翻过来。大家饥不择食,那时候出一本新书,一印就是好几万,读者在新华书店排队买,这种壮观的景象今天是看不到了,这是那时的速成启蒙。

  现在不同了,现在书也多了,读者也更成熟了,主观选择性更强了。因此,流于表面和满足于速成效应的启蒙在我们今天也就必须被不同的启蒙所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尤其是言论自由的条件。我们现在的启蒙应该比以前更加细致、深入。例如,我们仍然需要民主和法治的启蒙,但是,它不仅仅要涉及到制度的方面,还涉及到我们对自己的认知、情绪、社会心理等等的认识。对犬儒主义的启蒙就是一个例子,我在《透视犬儒主义》一书中称之为人的心智启蒙,讨论了这种启蒙的细节方面。

  这种工作,现在做的人也有,但是并不多,而且也缺乏共同的合作和整体计划。你刚刚说到“启蒙”被用作口号,口号是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的,口号就只能表达一个愿望,期待某种还没有出现的东西,如此而已。现在的启蒙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但是做的人却不多。,需要的不是空谈启蒙,而是在出现事件的时候进行分析,从知识性入手,弄明白一些可以举一反三的道理。。

  我举一个例子,今年是文革五十周年。我们要谈文革,怎么谈?上面的精神是宜粗不宜细,但我们知道魔鬼在细节里,你一谈粗,不谈细,那就等于不谈,那就是掩饰过去。真正的启蒙,是细致的启蒙,细致才能深入。我们不靠一些宏大的理念,民主、法治、社会分权等来对文革启蒙,我们可以借助人文科学的发现和研究结果来增添可以用于认识文革和后文革现象的知识。人文科学的研究提供知识,启蒙是关于知识的,也借助人类不断累积的知识。比如说,有一个很普遍的心理机制叫做认知失调,这个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很关心的一个问题,他们在研究邪教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现象。美国有个邪教,教主对信徒们说,我们要升天了,世界要毁灭的时候,我们一帮人可以得救,但必须抓紧准备。教徒们当然很相信他们的教主,积极准备,把家产全部卖掉,然后做好各种安排,包括把牛仔裤上的铜拉链全部剪掉,为了避免电子干扰。结果怎么样?当然没有发生世界毁灭这个事情,按照我们一般的心理来说,教徒们应该很失望,应该就此再不相信这个教了。

  搜狐文化:信仰崩溃了。

  徐贲:但是恰恰相反,这个教本来是非常低调的,教徒们很少跟外面人打交道。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他们变得非常积极,到处说我们这个教多么好,正是因为我们很虔诚,所以这个世界没有毁灭。社会心理学研究可以让我们认识许多与此类似的现象,比如说我们在买东西之前,总是先考虑要不要买,有买的理由,也有不买的理由。然而,一旦你买了,就算买错了,你也会强化你买的理由。

  这就是选择后认知失调。为什么我说可以拿认知失调来认识一些文革和后文革现象呢?你们看,有的老知青,上山下乡,明明青春给毁掉了,现在穷的叮当响,有的人却很怀念文革,一口咬定青春无悔,有的还到处唱红歌,跳红舞。这和那些邪教徒的行为非常相似。

  前一阵子有一个报道,说一些大娘,我想是文革过来人,跑到联合国总部前去唱社会主义好。大家说这是个笑话,但她们不觉得是笑话,还挺认真。她们唱歌也许不过是一种感情抒发,一时高兴,喊一嗓子,没有什么太多的政治内容。但总有人喜欢在老百姓的这种不经意行为上面附加一个政治的动机,你看他们唱红歌,是因为他们爱我们、支持我们。其实老百姓唱红歌不过就是唱歌。像我这样文革过来的一代人,要么不唱歌,要唱就唱文革的歌,除此之外,我们也不会唱什么歌。有一本叫《上帝吹动的羽毛》的自传小说,作者纽芮(Sigrid Nunez)是一个混血儿,他的母亲是一个德国人,母亲家里的人都是反纳粹的。纽芮也反对纳粹。她小时候经常听母亲唱歌,她也跟着哼。有一次她到教授家去作客,饭后洗碗时心情很好,哼着一首歌。那教授太太狠狠瞪她一眼,她说你知道你哼的什么歌吗?那是冲锋队的队歌。对纽芮来说这个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而且她母亲哼这个歌的时候,跟冲锋队斗志昂扬不大一样,是很哀伤的调子。她母亲要么不哼歌,要么就是纳粹歌,因为别的歌她不会。看上去我们这些文革过来人是在唱红歌,但并不是像文革时候那么唱红歌。别人给他们按上了一个“红色动机”,他们不仅不抗议,不拒绝,反而却欣然接受,把没有选择变成了自己的选择,告诉他们这种认知扭曲是文革的遗毒,也是一种启蒙,一种心智启蒙,是细节的启蒙。这不过是一个例子,细节启蒙的工作现在还远远没有开始。

  重复的启蒙会引起犬儒主义

  搜狐文化:现在有人觉得现在整个中国知识界,是一个比较沉闷的状态,于是就试图重提启蒙,想要恢复一下八十年代那种气氛,但还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案。

  徐贲:八十年代的一些观点、思维和行为方式并不是马上就更新的,而是延续文革的因素。文化热曾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但今天看来,也有不少缺陷。文化热基本上是一种非常理想主义的冲动,一些所谓的文化领袖成为乱世英雄。他们是跑马圈地,我圈一块地,你圈一块地,我有了一个名号,以后你不管做什么工作,都好像是我麾下的一个士兵,这是跑马圈地。这种知识分子我们现在不需要了,他们高喊的那些大理念,今天看来,启蒙作用非常有限的,重复几次之后就变得很乏味,没有新鲜的东西。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会引发犬儒主义的反感。你老说启蒙启蒙,但总也看不到成果,这样一来,你以后再谈启蒙,我就不相信了,不相信你,也在不要跟我扯什么启蒙。这种副作用是很糟糕的,问题就出在这里。

  搜狐文化:其实从清末民初到五四到八十年代,它整个路子就是启蒙,失败,又启蒙。

  徐贲:反复失败,无疾而终的启蒙会让大家对启蒙本身起反感,不再信任启蒙,不再相信启蒙的可能,这就是犬儒主义。我们现在的犬儒主义,当然是一个负面的社会现象,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到另外一方面,要看到它的合理性,因为犬儒是弱者的一种生存的策略,也是他们积累的一种生存的智慧,这是他们从挫折、失望、教训当中总结出来的东西。他们犬儒,并不是由于他们愚蠢,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是用常识思考的人,并不愚蠢。有人硬要把本来不蠢的人弄蠢,你不蠢,但又没有抵抗和回击的办法,结果一定是变得犬儒主义者。犬儒主义成为一种无声的抗议:不相信,不相信,我不能老给你骗,就是不相信!

  犬儒主义也是对某些官方话语的消极抵制,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口号,今天号召这个,明天主张那个,但都是些没有结果的烂尾楼。比如前一阵子说共产主义,过了两天就没有下文了,又比如说,开个会说要知识分子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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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蔚 蓝 文章来源: 搜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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