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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思想家郭嵩焘的悲剧,谈思想启蒙的重要性
2019-08-19           作者: 老王闲话2018

看大千世界,寻历史真相。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老王闲话。我从前面的节目中讲了洋务运动的推动者恭亲王奕訢以及领军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所开展的各项洋务,这一期我接着说洋务运动。下面我谈下另一位洋务运动的不知名人物—郭嵩焘。

1875年2月,英国驻北京使馆翻译马嘉里一行由缅甸进入中国云南考察,因事先没有通知地方官,与当地景颇族民众发生冲突,简单地说,英国人要进,云南人不让进,英国人开枪打死几个民众,随后,马嘉里也被民众打死。这就是“马嘉里事件”。事后,中英双方和解,签订《中英烟台条约》,清政府派钦差大臣前往英国道歉。于是,派郭蒿焘出使英国,成为晚清第一位驻外公使。

郭嵩焘是湖南湘阴人,原为曾国藩的幕僚。郭蒿焘是近代第一位思想启蒙者。他不同前期《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也不同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李鸿章,而是超越了他们的视野,看到了西方社会更深层次的东西。

从晚清思想家郭嵩焘的悲剧,谈思想启蒙的重要性

郭嵩焘

他首先认为西方的强盛不仅仅是“船坚炮利”。郭嵩焘说道:假如举全国之力,制造一些铁甲船和军舰,把它们分布在各个海口,便能够使海外各国不能侵略我们,这样真的能行吗?我是不敢相信这种说法的。

如何才能使得国家强盛起来?郭嵩焘认为应该向西方学习,大力发展民间商业,民富才能国强。民富才能国强,这一点老王我特别赞同,我特别反感“太河有水小河满”,什么“没有国家你什么都不是”这些话。正好说反,小河没水,大河怎么可能有水?大家去长江的上游看看,正是千百条小河,才汇聚成了浩瀚的长江。同样,正是千百万民众,才组成了国家。那么,怎么才能让民间商业发展起来呢?郭嵩焘认为:令西洋各国强盛的根本原因是西洋各国所具有的“法”和“学”,也就是制度和文化。他认为洋务派仅依靠练兵、制器、造船而图自强,实在是本末倒置之举,强国根本在于“政教、用人”,即社会制度。他进一步说道:分析西方各国的立国举措,会发现它们之间是有本末区别的。其中立国之本在于国家的政治、教育。末节才是商人和商业制度,而生产武器装备、制造舰船,只是末节中的一环,对于国家的强盛也只是起辅助作用。

中国地大物博,如果发挥民众的力量,国家完全可以富强。而怎么达到富强的目的呢?就是“自治”,那么“自治”是什么意思呢?一是建立民众所有的商业制度,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发展私营企业,搞市场经济;二是建立民众自我管理的社会制度,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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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日记

他对当时的洋务运动评价道:放弃令国家富强的根本措施,只是贪图快捷,走捷径,一味地造船、制器,不考虑政治、教育的根本举措,认为朝夕之间就可以令国家变得富强,这是不可能的。郭嵩焘的话在随后的1894年甲午战争中不幸言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洋务运动的成果丧失殆尽,割地赔款,清政府走向进一步地衰亡。郭嵩焘的话不但在当时是超前的,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

1876年,郭嵩焘岀使英国。这在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但在当时遭到众人攻击,许多友人反复劝说他辞去公使一职,其中湖南人强烈反对,认为郭嵩焘给家乡抹黑,湘军领袖、两广总督刘坤一当面指责:“何面目以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就是说,你去英国当大使,将来有什么脸面回湖南,更如何见天下的后人?但郭嵩焘坚持赴英,其主要原因是要“通察洋情”,验证发展自己“立国本末”的思想,来个实地考察。

郭嵩焘在英国工作期间,广泛考察英国社会生活,与各界人士进行交流,写成了《郭嵩焘日记》。在了解英国议会和民选市长后,他写道:在英国,君主和民众争夺政权,是经过了长期的斗争才确定了君主立宪制度。这种体制一旦确立便十分牢固,国家也因此强盛起来了。议会承担着国家大事的决策,而民选市长则体现民众的意愿。二者互相支撑,君主和民众的意愿都能得到体现,国家则久盛不哀。在此基础上,人才和科学充分发挥作用,这就是英国的立国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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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议会

议会分两个党派,互相辩论,确定谁是谁非,执政者必须得到议会多数派的支持。议员们畅所欲言,百姓的疑问能够得到及时答复,英国形成这种风气已经很久了。一个社会如果不进行政治方面的教育,怎么能形成良好的风气?如果没有平等的理念和制约的机制,怎么能汇聚天下的英才呢?

郭嵩焘接着说:在英国,民选制度一但确立起来,却一直没有引起纷争,全国没有大的动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君主的意志一般难以收敛,而民众的意志一般容易满足,容易掌控。西方的社会能够保持长久的稳定,是因为西洋的君主不把国家看成是自己的,而是看成是与臣民共有的。因此他们在任用官吏时必须考虑阶级、资格,用有才能的人。君主不能为所欲为,因为臣民一有不满,君主的位置便不安稳了。

而中国自秦汉以来,历朝历代总是尽力去满足君王的欲望,而不是以民众的意愿为施政的出发点,他说中国两千多年的道路正好走反了。社会正是因为帝王专制才变得动荡,我插一句话,有史料记载,中国平均每二百年就有一次大的社会动荡,造成社会大倒退,其中人口死亡率一般高达50-70%,明末李自成起义失败,李自成所部张献忠入川,四川被杀人口超过90%,无奈清初调湖南、湖北和广西人入川填补,史称“湖广填四川”。

郭嵩焘进一步说道,只有顺从民意国家才能安稳,才能强盛。在中国历朝历代中,连续三代君主都有贤德,这种事从来没有听说过,看来是富不过三代,也贤不过三代啊。中国的帝制本质上是用强权的方式,令亿万臣民屈服于皇权专制之下。这真是一语道破专制统治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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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天皇

郭嵩焘还十分关注日本,认为日本在英国留学的二百人中,学习军事的人很少,大多数学习各种创制,即学习政治制度。因为制度为治国之本,而军事技术为治国之末。

郭嵩焘的这些言论传到朝廷,基本上就是谋反罪,就差没有凌迟处死,满门抄斩了。无奈,书是销毁,人嘛,1879年,在英国干了两年,在举国上下,父老乡亲的一片唾骂中,告老还乡。1891年,郭嵩焘去世。

郭嵩焘本来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启蒙者,在民族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不幸最终归于沉寂。这既是郭嵩焘的悲剧,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剧,因为我们始终醒不过来,就只能处于蒙昧和落后之中。郭嵩焘为什么会成为一只孤雁?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晚清变革的阻力到底在那呢?

其实,一个社会整体性的变革会遭遇很大的阻力,其中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思想观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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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来朝

郭嵩焘出使英国,在当时的大多数士大夫的头脑中,天朝是国中之国,应该接受万国来贺,天朝的官员去外国参见异国君主,这是没有气节的表现。去就去了,还发表赞美外国的语言,难道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还要圆?这就是卖国行为。至到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马江之役,福建水师全军覆没。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人们的思想观念才得以改变,不再反对官员出使外国,才能接受英美等国在政治、科技等方面强于中国的事实,才开始要求变法,但代价是错失了洋务运动这30多年的发展良机,大清也走向进一步衰亡的深渊,中国海军至今也未达到当时的水平。中日之间的天平向日本倒去,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上帝还是公正的。

那么,为什么晚清时期的中国人,在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后,思想观念整体上还是处于十分保守的状态?这里我从两个方面来谈下:一是思想进步过程中世界各国的共性;二是中国社会的特性。

先说第一个问题。一个社会结构的改革和国民思想的进步,都是个艰难和漫长的过程。即使在欧洲,从13世纪开始,直到17世纪,其公民社会和思想启蒙才基本完成,是经过了多次的资产阶级革命,才逐步建立了超越亚洲,主要是中华文明的体系。而当时中国还处于南宋和元、明和清初的前段。前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陈乐民先生说过:根据康德的理念,欧洲的启蒙,特别是在社会和教育方面、国家、教会和行业协会的自由解放;独立和自由的理念在政治、社会、科学、技术、教育、法律等领域的产生和实践,这个过程从中世纪开始,持续了至少四个世纪。

从晚清思想家郭嵩焘的悲剧,谈思想启蒙的重要性

英国大宪章的签订

欧洲的启蒙,并无运动。中国人习惯性的将此翻译为“启蒙运动”,认为是有领导、有组织,并要达到某种预定目标的运动。我们中国人做事、考虑问题往往注重目的,实际上西方的启蒙不是这样的,它是社会各阶层自发、长久进行的日常活动,经过了长达400年,自然而然产生的,所以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群众基础,因此才能成功。

再说第二个问题。中国是个有两千多年的专制国家,专制的特点就是压制体制内新生力量的出现,当然也包括与体制发生冲突的新思想。

晚清时期,如果实行变法,清朝贵族的利益必要受到侵害。甚至威胁到满清的统治,所以就用各种力量打压变法思想。我前面说过,清朝是个外敌入侵的政权,满人加上蒙古人到了清末,也只有几百万,而以汉人为主的中国人,则达到四亿五千多万,所以清朝的改革始终处于两难境地,不进行变法,西方列强就会威胁其统治;进行变法,满人的统治就会受到威胁,甚至灭亡。这个问题,从洋务运动开始,直到慈禧去世,摄政王载丰应社会各界的要求,搞立宪运动,提出的皇族内阁,都以满人贵族为主,无法满足社会各界的要求,看来这是个死结,满人统治者不可能放弃对政权的掌控,更不能自动放弃政权。

纵观中国近代史,真正属于思想启蒙的时间是很短的,主要原因是新思想始终受到来自体制内的压制。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是绝大多社会成员的思想得到启蒙,没有全社会的觉醒,即使社会体制在表面上实现了变革,但整个社会并没有真正的进步。正因为没有进行足够的思想启蒙,中国社会的进步非常艰难,还经常出现复辟倒退的现象,使得整个民族不得不反复品尝苦难作为代价。

责任编辑: 蔚 蓝 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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