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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中国人要敢于承认自己文化的劣势
2019-10-31           作者: 中信书院
胡适:中国人要敢于承认自己文化的劣势

 

东西文化之比较

文/胡适

近年来欧洲许多消极的举者,唱着这种论调:西方的物质文明业已破产,东方的精神文明将 要兴起。去年我在德国的时候,有一个很渊博的学者和我说:“文化是建筑在精神上面。甚至东方人的灵魂得救,都是以道德高下为选择的标准。轮回之说,不是如此吗?”这种言论,虽然是他们战后一种厌倦的心理;然而对于那些东方文化夸耀者,实足以助长其势焰。依我个人所见所闻,这种论调,也使西人对于他们自己那日见增长的文化,没有得着一种正确的观念。我草此文讨论东西之文化,就是想大家对于这两种文化有一种新的观念。

我是一个中国人,所以就从孔子讲起。依照孔子观象制器的理论,一切文化之起源是精神的,是从意象而生的。“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孔子举出许多事实,证明这个理论。我们看见木头在水上浮,就发明了船;看见另一种木头可以沉入水内,就发明棺材坟墓以保存父母的遗体;看见雨水落在地下,就发明文字以记载事实,因为恐怕它们也像雨水一样落下不见了。

柏拉图与亚理士多德也有道种理论。人类的器具与制度都起源于意象,即亚理士多德所谓“法因”(formal causes),孔子,柏拉图,亚理士多德等都生于上古时代,那时并无所谓物质与精神的二元论,所以他们能够认清一切物体的后面都是有思想的。

实际上,没有任何文化纯粹是物质的。一切文化的工具都是利用天然的质与力,加以理智的解析,然后创造成功,以满足人的欲望、美感、好奇心等。我们不能说一把泥壶比较一首情诗要物质些,也不能说圣保罗礼拜堂比较武尔威斯洋房要精神些。最初钻木取火的时候,都以为这是一件属乎精神的事,所以大家都以为是一个伟大的神所发明的。中国太古神话时代的皇帝都是发明家,并不是宗教的领袖。譬如燧人氏发明火,有巢氏发明房屋,神农氏发明耕种与医药。

我们的祖先将一切器具归功于神是很对的。人是一种制造器具的动物,所以器具就构成了文化,火的发明是人类文化史中第一个新纪元,农业的发明是第二个,文字是第三个,印刷是第四个。中古时代世界各大宗教,从中国东海横行到英国,将世界的文化都淹没了。直到后来发明了望远镜、汽机、电气、无线电等,世界文化才到今日的地步。如果中古时代那些祭司们可称为“圣”,那么,伽利略(Galileo)、瓦特、斯蒂芬孙、模司(Morse)、柏尔(Bell)、爱迪生(Edison)、福特等,就可称为神,而与伯罗米修士(Prometheus)、卡德马斯(Caddmus)居于同等的地位了。他们可以代表人群中之最神圣者,因为他们能够利用智力,创造器具,促进文化。

一个民族的文化,可说是他们适应环境胜利的总和。适应环境之成败,要看他们发明器具的智力如何。文化之进步就基于器具进步。所谓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钢铁时代、机电时代等,都是说明文化发展之各时期。各文化之地域的发展也与历史的发展差不多。东西文化之区别,就在于所用的器具不同。近二百年来东西方之进步远胜于东方,其原因就是西方能发明新的工具,增加工作的能力,以战胜自然。至于东方虽然在古代发明了一些东西,然而没有继续努力,以故仍在落后的手工业时代,而西方老早就利用机械与电气了。

这才是东西文明真正的区别了。东方文明是建筑在人力上面的,而西方文明是建筑在机械力上面的。有一个美国朋友向我说:“美国每个男女老幼有二十五个以至三十个机械的奴仆替代当差,但是每个中国人只有四分之三的机械奴仆替他服务。”还有一个美国工程师说:“美国每人有三十五个看不见的奴仆替他做事。美国的工人,并不是工资的奴隶,而是许多工人的头目。”这就是东西文化不同之处。它们原来不过是进步之程度不同,后来时日久远,就变为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化了

一九二六年七月我到欧洲去的时候,路过哈尔滨。这城是俄国的租借地,从前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镇市,但是现今就成为“中国北部之上海”了。离哈尔滨租界不远,另有一个中国的城市,这城市从前是一个村庄。我在这里游玩的时候,有一件事令我很注意:中国城里一切运输都是用黄包车或是其他用人力的车,但是在租界上这种车子不许通行。现在租界已收回中国,不过一切行政仍照俄国旧的办理。租界的交通,都是用电车汽车;如有人力车进入租界,就必须退出,而且不给车费。

那些夸耀东方精神文明者,对于这种种事实可以考虑考虑。一种文化容许残忍的人力车存在,其“精神”何在呢?不知什么是最低限度的工资,也不知什么工作时间的限制,一天到晚只知辛苦的工作,这还有什么精神生活呢?一个美国的工人可以坐他自己的汽车去上工,星期日带着一家人出去游山玩水,可以不花钱用无线电机听极好的音乐,可以送他的儿女到学校去读书,那学校里有最好的图书馆试验室等。我们是否相信一个拖洋车的苦力的生活,比较美国的工人要精神化些道德化些呢?

除非我们真正感到人力车夫的生活是这样痛苦,这样有害于他们的身体,我们才会尊敬哈格理佛士(Hargreaves),卡特赖特(Cartwright),瓦特,福尔敦(Fulton),斯蒂芬孙,福特等。他们创造机器,使人类脱离痛苦,如现今东方民族所忍受的。

这种物质文明——机械的进步——才真正是精神的。机械的进步是利用智力创造机器,增加人类工作与生产的能力,以免徒手徒脚的劳苦而求生活。这样,我们才有闲余的时间与精力去欣赏较高的文化。如果我们要劳苦工作,才能够生存;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生活了,还有什么文化可言呢?凡够得上文化这名词,必须先有物质的进化为基础。二千六百年前管仲曾经说过:“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义。”这并不是什么经济史观,乃是很简单的常识。我们试想想:一群妇女孩子们,提着竹篮,拿着棍子,围聚在垃圾堆中寻找一块破布或是煤屑,这叫做什么文明呢?在这种环境里能产生什么道德的精神的文明么?

那么,恐怕有人对于这种物质文明很低的民族,要谈到他们的宗教生活了。在此我不必讨论东方的各种宗教,它们最高的圣神也不过是些泥塑木雕的菩萨而已。不过我要问问:“譬如一个老年的叫化婆子,贫困得要死了,她死的时候口里还念着南无阿弥陀佛,深信自己一定能够到佛爷的西天那里去的。用一种假的信仰,去欺哄一个贫困的叫化子,使他愿意在困苦的生活中生存或死亡,这叫做道德文明精神文明吗?如果她生在另一种文化里,会到这种困苦的地步吗?”

不,绝对不是如此,人老了,不能抵抗自然的力量,才会接受那种催眠式的宗教。他很捻,不愿意奋斗,于是他设法自慰,宣言财富是可鄙的,穷困是荣幸的。这样的人,正像狐狸吃不着葡萄,而反说葡萄味苦一样。这种议论,差不多是说现世的生活没有什么价值,幸福的生活,还在来生。哲人们既宣传了这种思想,那些过激派更进而禁欲,自制、甚至自杀。西方的祭司们常常祈祷、禁食,在柱头上鞭笞自己。中国中古时代也有许多和尚祈祷、禁食,天天吃香油,甚至用油布捆着自己烧死,献给佛菩萨作为祭品。

世界的文化,就是为中古时代这种自弃的宗教所淹没了。一千余年之后,人类才打倒那种以困苦为中心的文化,而建设以生活为中心的新文化。现在我们环顾四周,中古的宗教还存在,巍伟的教堂还存在,一切庙宇也还存在,但是何以我们对于人生的观念完全改变了呢?这种变迁,是因为人类近二百年来,发明了许多器皿与机器,以驾驭天然的财富与能力。利用这种机器,就可以节省人工,缩短距离,飞行空中,通过山岭,潜行海底,用电流来拖我们的车子,用“以太”来传我们的消息。科学与机械可以随意运用自然。人生逐渐舒适此,快乐些;人类对于自己的信仰心,也加大些。这样,人就把自己的命运,握在自己的手掌中了。有一个革命的诗人唱着:

我独战,独胜,独败;

我自由,毫无依赖;

我思想,终日无懈;

我死亡,何须基督替代?

这样,现代的新文化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宗教——自立的宗教——与中古时代自弃的宗教完全相反。

我们都是历史的产儿,所以我们要了解现代各种文化,最好是与它们中古的历史背景相比较,就更易于明了。东西文化之成败,就是看它们能够脱离中古时代那种传统思想制度到什么程度。照我们上各段所讨论的,西方文化解脱中古文化之羁绊,可说是成功最大的;至于现代印度的文化,可说这是中古文化。在此两极端之中,其他东方各文化,其成功之程度,就各有高下不同了。

我们将日本与中国两相比较,对于这一点就更易于明了。一千二百年前,中国就开始反对佛教了。孔子之人道主义,老子之自然主义,都是极力反对中古之宗教的。八世纪时的大乘佛教变为禅宗,而禅宗不过是中国古代的自然主义而已。九世纪时,禅宗极力反对偶像,差不多与佛教脱离了。到了十一世纪,儒教又复兴。自此以后,佛教的势力,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后来新起的儒教,成为学者的哲理,以理智的态度,'致知格物’到了十七世纪中叶,学者对于一切研究考据,纯粹用科学的方法。凡文字版本历史等考据学,都必须以事实为根据。各学者既采用此种方法,以故中国近三百年的学术,极合乎科学的方法;而许多历史的科学,如文字学、版本学、汉学、古物学等,都极其发达。

中国虽则倡导人文主义,脱离宗教的羁绊,然而今日仍旧在落后的地位。她推翻了中古时代的宗教,但是对于大多人民的生活,仍旧没有什么改进。她善于利用科学方法,但是这方法只限于图籍方面。她的思想得了自由,但是她没有利用思想战胜物质的环境,使人民的日常生活也得自由。五百年的哲学思想,不能使中国逃出盗贼饥荒的灾害,以故十七世纪的学者,实在是灰心。于是他们不得不弃舍那空洞的哲学,而从事于他们所谓“有用的学识”。但是他们可尝梦想到这三百年来所用的苦工,虽则是用科学方法,仍不免只限于书本上的学识,而对于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毫无补救呢?

至于日本呢,她很不客气地接受西方的机械文明,在很短的时期内,就造成了新式的文化。当培理(Perry)到日本的时候,她还是麻醉在中古文化里。对于西方文化,她起初还表示反抗,但不久就不得不开放门户而接受了。日人因着外人的凌辱蹂躏,于是奋起直追,制造枪炮,便利交通,极力生产,整顿政治;而对于中古的宗教封建制度等,都置之不理了。在五十年之中,日本不但一跃而为世界列强之一,而且解决了许多困难问题,为印度的佛教或中国的哲学所不能解决的。封建制度取消了,立宪政府起而代之,中古的宗教也立刻倒塌了。人力车是日本发明的,但是现今横滨东京等处的人力车,日渐减少。人力车之减少,并不是因为什么宗教的人道主义,也不是因为那些仁慈的太太们所组织的慈善机关, 乃是因为“市内一圆”’的福特车。国家既因着工业而富足兴盛,于是国内的文艺天才,乘机而起,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学,与物质的进步并驾齐驱。日本现在有九十个专门科学的研究社;全国各工程师所组织的会社,共有三千会员。因着这许多人力与工具,东方就建筑了一个精神的文明。

这是怎么一回事,很易于明了。最初人类本身是制造器具的动物。发明新的器具,以胜过物质的环境,因而就构成了所谓文化。后来人类感觉得与自然奋斗的太辛苦了,于是躲避在精神生活之下,而造成中古之黑暗时代。直到后来科学与机械兴起,大家繼恢复从前那种自信心,而产生现代西方的新文化。科学与机械传入日本,于是日本也构成了她的新文化。中国,印度,并其他东方各国,也必因着科学与机构,变为新文化的国家。

以上各节,已将现代西方机械文明之精神方面,详细说明。机械之所以为精神的,乃因其能解脱人生之困苦,使大众有享受快乐的机会。无论我们是否善于利用闲暇以寻求快乐,而专就利用机械以解脱困苦一层而论,就可说是精神的享乐。我们不能因为几个传教士被逼迫而烧死了,就咒诅上帝。

现在我们要讨论西方文明其他的精神方面。在此我不必谈什么艺术音乐文学,因为我们大概都可以承认西方的艺术与文学可以与东方的相颉颃,至于西方的音乐,就远胜于东方了。

我们先谈科学吧。无论我们对于精神生活的定义怎样,寻求知识是人类精神的需要,这是任何人不能否认的。但是古代的文明,都极力压制这种求知欲。照圣经创世纪所讲,人类的堕落,并非因着女人,乃是因着求知的欲望。东方许多宗教。都以为无知则无欲,主张摒弃智识,服从天道。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些哲人大都回避求知的路,而致力于 内省默坐修养等工夫,以寻求他们所谓深奥的智慧。还有些以为冥想可以与神相通。此外,佛教中所谓“四禅”“六度”,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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