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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美军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2021-01-23           作者: 综合

  来源:华夏经纬网

  

  在1月18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蓬佩奥对于中国的无理指责进行了一番回复,她表示:“如果美方真的尊重事实,就请开放德特里克堡基地,并就美海外200多个生物实验室等问题公开更多事实,请世卫组织专家去美国开展溯源调查,回应国际社会关切,用实际行动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

  这一席话让“德特里克堡基地”走进了网友的视线。

  随后“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和“Hill”,已经连续两天成为微博热搜榜最前列的爆款热词。如此高的热度,源于一篇题为“对不起,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中扮演了邪恶角色”的爆料帖文。这篇帖子的作者名为“@Samantha Hill”,自称是一名“逃离美国的印度裔美国人”,曾在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工作过一段时间,深知那里制造和泄漏新冠病毒的内情。虽然目前Hill的爆料内容尚未得到证实,但其引发的热议背后,是中国网民乃至一些美国网民心头待解的疑团:美国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到底做了什么?它真如这个爆料者所言,是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中那个“邪恶角色”吗?

  2019年新冠病毒就从这里泄露?

  

  在引爆微博的那篇爆料长帖中,Samantha Hill一上来就突出自己曾是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内部人员的身份。Hill说,自己毕业后就进入该实验室工作,“我的上司和我对新冠病毒了如指掌……”在其上司被杀后,逃离实验室的Hill决定“振作起来,说出真相”。

  按照Hill的描述,2015年,Hill的上司Baric教授,也是德特里克堡实验室一个研究小组的负责人,根据在中国发现的一个基因片段合成了引发当前在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2019年5月,新冠病毒在实验室泄漏事故中流出,并开始与大流感一起在美国传播;2019年12月,一名已被感染的海员,偶然间将病毒密封在海鲜中非法运送到武汉海鲜市场,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就此被中国防疫部门发现。Hill这篇自述陈情中牵涉到的所有机构、人物和事件节点,几乎都跟现实对得上号。

  不过有人发现Hill的帖子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Hill声称他的导师Plummer教授因选择与中国合作阻止疫情传播,而在肯尼亚飞往中国的航班上被暗杀。最近几个月,还有其他一些知道真相的同事“被杀或失踪”。据说有人就此向Plummer的家人求证,Plummer确实已经去世,也是在肯尼亚死的,但死因是心脏病,而非被人杀害。

  二是这篇帖子的最初发布时间,其实是在去年8月11日。最开始由一个新注册的账号“Samantha Hill”在脸书上发出,但当时并没引起太大关注。随后帖子又被转载至推特等社交媒体以及中国的微博上,变得越来越热。

  Hill的爆料是否真实,这个爆料者是否真正存在,都还没有得到确认。但美政府对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可能发生病毒泄漏”的遮掩,却是真的。

  

  早在去年3月,就有美国网民在白宫请愿网站上要求政府公布2019年7月突然关闭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真正原因,澄清这座实验室是否是新冠病毒研究单位以及是否存在病毒泄漏。但迄今为止,美方仍未作出任何正面回应和解释。当时,美国疾控中心相当突然地宣布关闭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让外界感到很仓促。美疾控中心给出的理由是,该实验室“废水处理系统机械故障以及泄漏”,同时强调泄漏“只发生在实验室内,没泄漏到外部”。

  “巧合”的是,就在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关闭后不久,附近地区莫名其妙暴发了“电子烟疾病”,即与电子烟或雾化产品有关的肺部损伤,病例数量在2019年9月达到高峰。当年10月,美国一家医疗机构仔细研究了德特里克堡附近地区一些所谓的“电子烟病例”,发现患者肺部损伤不像电子烟引起的,而更像是“接触有毒化学物质所致”。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20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就“德特里克堡基地和生物实验室”及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提问称,“中方立场是不是,无论世卫专家在武汉调查得出什么结论,只要他们不去美国进行类似调查,在武汉得出的结论就都是片面的和毫无意义的?”

  对此,发言人华春莹反问道,“中国官方表态什么时候有过你那样的理解?”她强调,中方立场一直是,溯源问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必须交由科学家和医学专家进行严肃科学考察研究,然后得出结论,使我们能够对这种新型病毒有个更好科学了解,便于今后更好地应对类似公共卫生危机。

  关于德特里克堡,华春莹说,我们感到很好奇的是,当前年六七月份美国媒体开始有报道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的问题,以及此后发生的“电子烟大白肺”疫情时,为什么美国没有做调查、反而删除相关报道?在国际社会多次要求美方就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作出解释的时候,美方为什么三缄其口,始终没有任何人出来做任何说明?大家脑中的问号,需要答案。这个答案不应该由中方给,而应该由美方自己给。

  华春莹强调,我们没有任何意图去误导人们的判断,或者说误导世卫组织专家组工作。中方对世卫组织相关工作一直坚定支持,并且予以密切有力的配合和合作。我们希望其他国家也能给予世卫组织同样坚定的支持和必要的帮助。

  美国“731”:现实版生化危机实验室

  

  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官方全称“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位于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距离华盛顿美国陆军医疗司令部仅一小时车程,拥有美国军方唯一的P4实验室。

  德特里克堡“邪恶的生物实验室”形象也早已深入美国人心。在1995年的美国灾难片《恐怖地带》、2009年的电子游戏《虐杀原形》里,都提到或影射了德特里克堡从事生物战研究的经历。更为人所知的是美国国家地理频道于2019年制作的同名剧《血疫》,借助这部剧,德特里克堡在1989年疑似雷斯顿型埃博拉病毒泄漏事件中起到的作用被推到台前,剧中的主人公就供职于德特里克堡。

  1942年,日本对中国发起的细菌战引起了美国的重视和警惕,因此美国陆军决定开启一项秘密计划,用以研发生物武器。

  1943年,美国陆军将一个废弃的国民警卫队基地改名为“德特里克堡基地”,将其指定为陆军生物战争实验室的总部。

  1945年,美国派遣了一支队伍远赴日本执行秘密任务,会见的正是在侵华时期从事大量惨无人道人体实验的“731”部队创始人,“恶魔医生”石井四郎。

  

  石井四郎

  1946年,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文献资料记载,石井四郎和亲信等人在此期间向美国提交了多达21种细菌战剂、4种细菌攻击方式的研究报告以及10张细菌炸弹图纸,该份报告现存于美国国家档案馆。

  1947年,德特里克堡的诺伯特·费尔博士再次赴日本,并在发回的60页报告中详细记述了对炭疽、鼠疫、伤寒、甲乙型副伤寒、痢疾、霍乱、鼻疽等的感染或致死量、感染方式、炸弹实验、喷洒实验、稳定性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1949年,该基地建立了一支小型的、超级机密的化学家小组,称为特别行动部队,用以寻找可供军事作战使用的有毒细菌,称其“关乎美国的生存或灭亡”。这次行动也就是美国中情局著名的“大脑控制计划”,其目的是寻找一种能够摧毁人类意识的方法。该计划结束之后,德特里克堡基地就被用来存储诸如天花、结核和炭疽等疾病的生物制剂,以及多种有机毒素。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文指出,为免于一死,石井四郎和美军达成了一项“交易”:交出他通过活体试验取得的所有研究数据,换取自己和手下的科学家免受战争罪起诉。

  在美国生物武器计划的负责人看来,731部队有关生物战的研究数据“绝对是无价的”。获得石井四郎的研究资料后,德特里克陆军生物战争实验室发展迅速。NPR的报道指出,上世纪50年代,生物武器计划是五角大楼最机密的项目之一,该项目的重点在于研发可对付敌军以及动植物的生物制剂。

  

  1952年1月,美军在实施“绞杀战”一再受挫后,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和人道主义原则,在朝鲜战场和中国东北地区实施细菌战,给中朝军民造成巨大伤害。据在朝鲜执行细菌战任务时被志愿军击落俘虏的美军飞行员供称: 在1950年12月,美军向三八线败退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希望用细菌武器挽救朝鲜战场的败局,并于1951年冬决定在朝鲜实施细菌战。

  1956年,德特里克营地首次被联邦政府指定为和平时期进行生物研究的永久性研发设施,并更名为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该设施的任务是继续进行生物学研究,使得美国的生物战水平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军在德特里克堡开展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试验,如美军在一项生物战计划中试图通过飞机或直升机释放携带黄热病病毒的蚊子,来攻击敌国。资料显示,德特里克堡当时每月能够生产50万只携带黄热病病毒的蚊子,而美军对此还不满足,计划将这一数字提高到惊人的每月1.3亿只。

  除了把“无孔不入”的蚊子当作武器,德特里克堡还研究了许多可用于摧毁作物或树木的病原体,甚至研制了多种生物毒素并在纽约等本国人口稠密的大城市进行模拟作战试验。

  

  《纽约时报》1975年披露称,美国国防部一位名叫桑塞尼(Charles Senseney)的工程师表示,自己曾参加过德特里克堡陆军实验室对纽约的“脆弱性研究”,该研究旨在测试生物战的危险性。

  桑塞尼声称,德特里克堡的工作人员受美国陆军和中央情报局(CIA)的指示,在1966年或1967年于纽约的两条地铁线路轨道上投掷了一种装有模拟生物毒素的“灯泡”。“灯泡”爆裂后,地铁列车经过产生的气流带动模拟生物毒素沿着铁轨传播,“在两列地铁经过后的短短时间内,模拟生物毒素就已经从第15街扩散到了第58街。”

  然而,纽约项目只是德特里克堡众多试验的一部分。桑塞尼坦言,德特里克堡的工作人员还和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一道秘密地在首都华盛顿特区一栋建筑的供水系统中投放了一种有色染料,以此测试在建筑物的供水系统投放生物武器后该建筑居民的死亡或致残速度。

  与此同时,德特里克堡还曾进行利用药物控制人类精神的研究。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去年9月披露称,中央情报局于20世纪50年代在德特里克堡进行了精神控制研究,该机构秘密行动局负责任人杜勒斯(Allen Dulles)将其命名为“蓝鸟”。

  

  1951年,杜勒斯(Dulles)聘请了化学家戈特利布(Sidney Gottlieb)来推进精神控制项目研究。后者被《首席投毒者:戈特利布和中情局对精神控制的追寻》一书的作者斯蒂芬·金泽称为“美国的约瑟夫·门格勒”。门格勒是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纳粹“医师”。戈特利布将各种精神药物进行组合,并结合电击,对秘密拘留所的囚犯进行精神控制实验。

  报道指出,1954年,肯塔基州的一名狱医隔离了7名黑人囚犯,连续77天给他们注射“两倍、三倍、四倍”剂量的致幻剂。无人知道这些受害者的下落。他们或许也对自己“被参与”的中情局项目一无所知。

  而在另一项实验中,被俘的朝鲜人民军士兵在被注射镇静剂后,又被迫服用强效兴奋剂,当他们处于虚弱的过渡状态时,德特里克堡的实验人员又将他们置于高温和电击环境中,试图以此控制他们的精神。

  “这是美国政府对人类进行的最可怕的实验。”Politico写道。

  然而,在1973年,围绕德特里克堡与中情局精神控制项目的大部分记录被销毁。

  争议持续,被掩盖的死亡真相

  

  就在德特里克堡大肆进行各类恐怖试验的同时,实验室内外事故频频发生,污染物泄漏、动物死亡、员工离奇死亡、居民患癌……一系列的事件令美国民众震惊。

  《纽约时报》于1975年9月20日和21日连发两篇报道,揭露美国陆军曾掩盖3名德特里克堡平民雇员的死亡原因,三人均在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蹊跷暴毙。

  微生物学家博伊尔斯(William A. Boyles)的女儿哭诉称,他父亲生前曾在德克里克堡工作,1951年死于一种“罕见疾病”。刚刚发病时,他被陆军医生诊断为普通感冒,但随着病情恶化,陆军医院却拒绝收治他,他被迫入住当地医院,随后陷入昏迷并逝世。

  美军直到1975年7月才承认,博伊尔斯的真实死因是炭疽病,并表示军方此前伪造了他的死亡证明,将其死因定为“伴有胃溃疡和出血的支气管肺炎”。

  与此同时,美军还承认掩盖了另外两名德特里克堡雇员的真实死因:一名电工和一名动物管理员分别于1958年7月5日和1964年10月10日病亡,他们曾被军方认定为死于“罕见疾病”。然而,电工的真正死因也是炭疽病,但美军当时称其死于“职业性呼吸道疾病”。动物管理员的真正死因则是玻利维亚出血热,然而他的死亡证明却将死因列为“病因尚未确定的病毒性脑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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