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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国首都新航向
2019-10-04           作者: 财经杂志
理清北京的基本发展逻辑,终止将北京城摊得更大更厚更密,让就业、居住、消费、文化四大功能回归本质
北京:大国首都新航向

北京建筑群。图/视觉中国

文 |《财经》记者 熊平平

编辑 | 朱弢

2018年,12月28日,是北京冬季难得的好天气,晴朗无霾,东三环外的“中国尊”大厦内正举行接收证书颁发仪式: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祥明向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常振明移交中国尊“金钥匙”,接过“金钥匙”,常振明则向王祥明颁发中国尊接收证书。

这一仪式,意味着北京第一高楼正式落成,作为北京城市新的地标建筑,所有进入北京的人,都将会仰望到这座摩天大楼。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宣告新中国成立之时,北京作为新中国首都,天安门既是中央的权力象征,还承载着北京的建筑地标、城市符号,此后无论北京新建了多少新建筑,天安门一直都是北京最重要的城市符号。

到了新中国成立70年后的今天,北京的城市建设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城市建设面积、人口数量、经济规模、产业基础、文化景观都有了巨大发展,大国首都盛景在世人面前铺开。

从数据而言,过去70年俨然是北京城市的一部扩张史:1950年中心建成区面积仅100平方公里,2018年中心建成区面积1210.2平方公里,70年间北京建成区面积扩大了12倍;1949年北京常住人口420万,2018年则达到2154万人,70年间人口扩张了5倍;1949年北京GDP2.8亿元,2018年北京GDP突破3万亿元,经济规模扩张超过1万倍。

正如世界其他首都——伦敦、东京、首尔一样,当推土机在二环推到三环、四环、五环,如今已推到六环外时,北京的环境生态问题也随之而来,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雾霾频频出现,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资源紧缺都已经影响着生活在这座超级都市里的每一个人,居京城不易成为每一个人的切身体验。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梁思成与苏联专家关于北京规划问题的分歧开始,如何使得北京的规划更合理,一直都是70年来首都规划事业的中心。但城镇化大潮来势太快,北京城区的边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机械化地往外推移,就业、居住、消费、文化四大城市功能缺乏科学规划,城市一直都是单中心、摊大饼般扩张。

“走出同心圆”、“疏解非首都功能”、“多组团发展”则成为北京城市规划这些年来不断求索的核心理念,北京希望依靠打破过去单中心的城市结构,实现城市的有序、健康、生态发展,这是大国首都当前的规划逻辑,也是北京未来的新模样。

北京新地标

528米,地下8层、地上108层,一座形似古代礼器“尊”的摩天大楼耸立在北京城东部,它被命名为中信大厦,2018年底建成,成为北京第一高楼。

对于地势平坦的北京而言,中信大厦已经成为城市灯塔,在北京城内任何地方,你一抬头都能见到这座摩天大楼的身影。

作为城市天际线制高点,中信大厦并不孤独,在其所处的北京CBD核心区,30公顷面积内将有18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与第一高楼一道,东三环内外的CBD核心区已然成为北京最具现代化气息的城市景观。

在众多国际来访者眼中,高速发展的中国,最能代表北京的建筑符号已不再是天安门和长城,而是中信大厦、中央电视台大楼、国贸三期等构成的一组摩天大楼群。

但在上世纪80年代,东三环CBD核心区一带却是偏僻的工业区,低矮的楼房,林立的烟囱,工人们穿着蓝黑色工作服,脚踩自行车穿行其中,是天安门以东大片工业区中最不起眼的一片区域。

上世纪80年代北京布局也相对简单,中间是二环内的中心城区,西北中关村地区是高教科学城,西部石景山的首钢,以及东南方十八里店的化工厂区,构成北京城市的四大组团,组团之间马路相连,而马路之外都是农地,城市布局简单。

随着城市的发展,空间与城市治理间的冲突也逐渐显现。在旧城内,对建筑高度极为敏感,北京旧城建筑物45米的限高在规划上坚守了近40年,南北中轴线与东西延伸的长安街构成京城方正的基本格局,故宫、祈年殿和散落其中的四合院民居、胡同街巷,形成明清北京旧城独特的城市肌理。

即使旧城是北京的中心,但必须重新找到一片区域可以建设现代化高楼。1993年,经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在北京市开辟具有金融保险、咨询、信息、商业、文化和商务办公等现代化多功能的商务中心区。

起初这一商业中心选在了西二环阜成门至复兴门一带,即如今的金融街,集聚了国家级金融管理中心、国家级银行总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总部,但由于建筑物限高,这一带的容量有限,难以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

因此,朝阳东三坏内外工业区作为长安街东向延长线的一片区域,成为商业中心区的首选之地。1999年,北京市政府框定了朝阳CBD的范围:东起西大望路,西至东大桥路,南临通惠河,北接朝阳路之间3.99平方公里的区域。

2009年,CBD核心区开始规划,北京第一高楼正是在这一契机下逐渐诞生成型。

北京的城市地标与城市形象也正是在这一次的规划中萌生,早在2010年对CBD核心区规划方案与招标文件中,对于该区域的功能和前景,官方表述是期待CBD核心区成为“未来的功能中心和视觉的聚焦点”。

根据公开数据,中信大厦地价63亿元、项目建设期180亿元,建成期后运营维护成本需要540亿元-720亿元。在巨大投资推动下,中信大厦拔地而起,三天半长一层楼,建筑主体仅六年时间就正式落成。

中信大厦因其尊的形态,也被称之为“中国尊”,在官方的解释中:方圆结合的建筑形态寓意“天圆地方”的文化意涵,作为礼器,尊又是一种地位和秩序的象征,这与北京的独特地位与自身布局所透露出的秩序感、厚重感相契合。

诚然,城市管理者有意为之,在政策、资本、技术的推动下,经十年时间的规划、建造,中信大厦成为新的城市地理标识与城市象征。

从城市符号角度来说,不同于天安门所传达的传统、古朴、庄严、规矩的城市形象,以中信大厦为首的结构新颖、鳞次栉比的东三环摩天大楼群,将北京塑造成一个求新、高效率、国际化的现代大国首都。

登上528米的中信大厦顶端,可以俯瞰整个北京城,城市建筑密集分布其中,但在广袤的首都版图上,可以望见北京未来的一幅发展图景:

往西6.5公里是天安门故宫-北京的地理中心,东西向的长安街与南北向的中轴线构成了北京的基本架构,附近的二里沟、三里河、六铺炕、九号院和中南海是中央政府行政办公区;往东25公里,在通州区运河东大街,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区所在地,北京市四套班子在此办公;往西南100公里左右是雄安新区,未来之城正在紧张施工之中。

这一图景正是北京新版规划中提出的一核两翼首都新格局,这几年来,北京迈出70年来首都发展关键一步,试图破局——走出单中心城市结构。

走出单中心

1949年,新中国定都北平,改名北京,首都规划也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工作。在建设之初,关于首都的规划就出现了巨大分歧,而这一分歧也决定了日后北京城的发展脉络。

北京:大国首都新航向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开入北平城时,受到北平人民夹道欢迎。图/新华

“明之北京,在基本原则上实遵循唐长安之规划,清代因之,以至于今,为世界现存中国时代都市之伟大者。”这是梁思成对北京做出的评价,作为数百年都城、不受战争毁坏的北京,历史文化价值不言而喻,1949年北京城的城市建筑、古都风貌、城市结构都是经过数百年积累而成。

在应该如何规划新首都的问题上,梁思成、陈占祥于1950年2月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后被称为“梁陈方案”,梁陈二人认为古城应该被加以保护,共和国的行政中心建筑群应该与古城保持一定距离,主张在当时的西郊(现在的公主坟一带)设立行政中心,其他城市功能区在此基础上再选址规划。但当时苏联前来北京的规划专家,却主张应该继续在旧城的基础上建设行政中心。

这场分歧以苏联专家获胜为结局,也拉开了北京此后数十年的建设基底。

但北京的城市发展扩张,一直有它自己的模式:建筑从旧城区向四周蔓延,拆掉城墙,推倒绿地庄稼,城市如“摊大饼”一样,一环一环又一环,一直摊到六环。

“摊大饼”是对北京近30年城市扩张模式的暗讽:自上世纪90年代始,城市功能持续性聚集在城市中心,城内人口大量被拆迁至郊区,城市的扩张呈现“单中心+环线”,新区包围旧城,同心同轴向外蔓延的生长模式。

这一发展模式带来最显著的结果便是职住分离,“城内上班,城外睡觉”,2000万人群每日似潮汐般流动。据北京市交通委公布的数据,2019年7月12日,北京轨道交通全路网日客运量创历史新高,达1375.38万人次,而北京地铁的工作日日均客运量都在1000万人次以上,成为世界最繁忙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北京:大国首都新航向

北京地铁对于缓解交通压力起重要作用。图/视觉中国

“摊大饼”问题显著,解决方案也早已被各界认可,那就是必须改变北京单中心的城市功能结构,变单中心为多中心结构。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两院院士吴良镛,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总规划师赵燕菁三人曾一直致力于北京在规划上摒弃单中心、“摊大饼”的城市扩张模式,三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北京应该向着多中心发展,主城之外还应该有新区、新城。

建筑学系出身的吴良镛,传承梁思成的城市规划理念,坚定认为应该停止对旧城区的大拆大建,转而进行整体保护,这一理念背后既是对历史文化名城的尊重,还有对北京走出同心圆结构的愿景,即只有停止对旧城的大拆大建,才能使城市功能不再聚集于旧城内,才有望疏解中心城区的人口和功能,逐步改变单中心的空间格局,使外围新城建设获得支撑,防止中心城区继续扩大。

此外,吴良镛建议选择北京新机场周边,北京、天津、河北部分地区,成立跨界的“畿辅新区”,疏解首都的政治文化功能,将部分国家行政职能、企业总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驻京机构等迁至此处,结合临空产业和服务业,合理布局,便其发展成为京津冀新的增长区域,成为推动京津冀发展的新引擎。

经济学背景的肖金成则从城市产业发展的角度提出方案,他将北京“摊大饼”式发展态势比作“瓢泼大雨”,要解决问题,就得建“密云水库”来接,即要在北京主城之外建设几个能够装下几百万人的新区。

基于这一理念,肖金成提出了“锁定四环”、“工业外移,双雁齐飞”战略。“锁定四环”,即通过规划禁止城市继续往四环外开发,停止北京城“摊大饼”。但他坚持认为北京1.6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依然可以发展第二产业,就如上海开发浦东,北京应该将工业区集中于东部和东南部,东部以林河为中心,建设密怀顺新区,东南部以亦庄为中心,建设大亦通新区,两座产业新区如同“双雁齐飞”,再通过轨道交通把这两个新区直接贯通,如此形成强大的反磁力系统,形成北京经济发展的集中和强势区域,吸引产业与人才集中于此,实现变单中心为多中心的目的。

城市规划系统的赵燕菁则从城市功能结构出发,认为中央行政功能是北京空间结构调整的关键,北京要实现城市结构转移,以中央行政办公为核心的部分“首都职能”应当是调整的重点,并建议在北京通州长安街延长线方向发展新的中央行政办公区,这有利于行政职能的分期迁移和水平分工,而且,外迁机构的级别要尽可能高。

北京市政府亦吸收了从单中心向多中心的城市发展格局,在编制《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前期的2003年,北京市委、市政府组织起草的《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中,第一次写入“北京的城市结构要从单中心转变为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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