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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大分流:为什么工业革命不能发生在中国?
2019-10-29           作者: 刘昶 |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昶 |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回归国家”学术思潮,影响到近年来东西历史大分流的讨论,推动其重新审视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三本较有影响的关于大分流讨论的近著(《强权与富足》《大分流之外》《国家、经济与大分流》)都强调近代中国和欧洲在国家能力上的差异是导致东西方历史大分流的重要原因。以国家为中心议题带来了值得关注的新研究动向。首先,重新强调从长时段看东西方历史的大分流;其次,重新从东西方历史的内部寻找大分流的原因;再次,强调国家的能力和作用是中西历史大分流的主要原因;最后,更加重视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际体系。关于大分流这一多层面、大尺度的历史现象的讨论,拓展和深化了对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理解。

“回归国家”,或者说“找回国家”,是20世纪80年代国际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强大的学术潮流,其主要的学术主张是要在宏观社会科学研究中重新把国家放在中心的位置,反对各种各样的还原论、机械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国家观,而主张把国家看作是一个在社会生活中相对自主自律的行为主体,有自己独立的行动议程和利益诉求,而非简单的阶级统治工具或社会集团竞逐利益的舞台。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更多地关注和强调国家对社会的影响和形塑,而不是相反。

这场学术运动影响巨大,整个社会科学各领域都受到其冲击,并且在近年来溢出了社会科学的边界,影响到历史学特别是宏观历史议题的研究。比如,在近年来东西历史大分流的讨论中,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新动向。

东西历史大分流的讨论主要是由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在2000年出版的历史比较著作《大分流: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引起的。彭慕兰挑战了史学界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这种观点主张东西方历史在近代分流是由于西方(欧洲)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领域长时段积累的优势造成的。彭慕兰不认同这种“欧洲中心论”的观点,认为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与同时期的西欧相比毫不逊色,特别是中国的江南,直到工业革命发生前夕,在许多方面都与西欧最发达的英国旗鼓相当甚至表现更优。如果说,18世纪中国经济因为资源和生态约束而陷入“内卷化”无法自拔的话,那么,英国和西欧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使英国摆脱生态约束的困境并率先实现向近代工业社会成功转型的主要原因是海外殖民掠夺和易于开采运输的煤矿。也就是说,使英国和西欧在1800年前后出人意外地超越中国、造成东西方历史大分流的不是其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内部因素,而是由于某种外部的和偶然的原因。

彭慕兰的著作在国际历史学界立刻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关于东西历史大分流的讨论。这场讨论规模之大,参与之广,堪称新千年以来史学论战之最(没有之一),其影响则远远溢出历史学界,而且至今为止这场讨论还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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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流: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

大分流的讨论一开始基本围绕彭慕兰及加州学派提出的观点,集中在经济层面,特别是生产力的层面,对于生产关系和国家等制度层面的讨论相对忽略。随着大分流讨论的深入,近年来这种情况有了明显的改观,作为政治制度的国家及其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和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这显然是受到了“回归国家”的学术潮流的影响。本文打算介绍近年来出版的三本关于大分流讨论影响较大的新著,并对这些著作中反映出来的新的学术动向做一些讨论。

第一本著作是芬德利(Ronald Findlay,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与奥罗克(Kevin H. O’Rourke,牛津大学教授)合著的《强权与富足:第二个千年的贸易、战争和世界经济》。该书英文原著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中译本由中信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这是一本讨论公元第二个千年世界贸易史的著作,甫一出版就得到了学界和读者很高的评价。作者要回答的基本问题之一是为什么从1500年开始西方国家逐渐走向富足和强大,而其他地区则停滞不前,甚至走向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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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权与富足:第二个千年的贸易、战争和世界经济》

作者在导言中说该书的目的是讨论“上一千年世界贸易格局和结构的演化”。要做这样的研究,以单个国家为单位来分析显然不合适,因为在这个千年的长时段里,国家兴亡分合、变动不居,无法把握。作者认为合理的做法是把世界分为不同的区域来进行研究。他们结合地理、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因素把世界划分为七个不同的区域,分别是西欧、东欧、北非和西南亚(伊斯兰世界)、中亚、南亚、东南亚、东亚。全书共分十章,除了第一章导言外,其余九章基本上是按年代来论述这千年中这些地区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史,只有第六章是讨论工业革命。而这一章按作者的话来说,是全书的轴心。作者指出:“工业革命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事件”,一方面,它启动了那些决定国际贸易未来进程的经济力量,另一方面,它又是之前各种政治和经济走向“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作者反对将工业革命看作仅仅是英国和西欧内部发展的产物,而是强调,世界上所有的区域都通过贸易、技术转移以及武力相互影响,“参与了这一进程”。

从全球不同区域和国家之间的贸易及由贸易引起的冲突和战争来讨论这一千年的世界历史是本书的一个基本视角。从这个视角出发,作者要回答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为什么是英国?为什么是西欧?学术界关于工业革命的起源有很多解释,作者指出 ,要回答工业革命的起源,最关键的问题是理解国际贸易对当时科技突破的影响。而他们对此的回答是:一、如果工业革命没有在全球框架中运行,即从世界市场获得原材料,通过世界市场销售最终产品,工业革命中的科技革新可能不会产生这么持久深远的影响。二、如果没有贸易,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发明家们发明的成果也就没有这么显著的作用。因为与工业革命相联系的技术突破不是以纯知识的名义被发明出来的,而是经济人追逐利润的结果。在工业革命前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英国逐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英国的出口在国内总产出的份额一直保持增长。当时英国的工业扩张和技术革新强烈地依赖海外贸易和海外市场。而在“一个信奉重商主义、国家之间纷纷排除竞争者以保护本国市场的时代”,要维持不断扩张的海外贸易,就必须保持强大的海上力量。在这一时期,英国通过多次贸易战争,击败荷兰与法国成为最强大的海上霸权,从而保护和扩张了英国的海外贸易和海外市场。可以说,贸易和海军两者相辅相成,为英国带来了“强权与富足”。而英国之所以能率先实现工业革命就是建立在这种强权与富足之上的。作者总结说,如果“承认贸易在工业革命中的重要性,以及军事力量在贸易市场拓展中的重要性,我们能合理地推出以下结论:英国海外军事的成功能解释为什么是英国而不是法国率先变身为成功的工业化国家”。

那为什么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是欧洲而不是亚洲呢?作者认为除了海外贸易和扩张外,欧洲成功的另一个可能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是欧洲竞争激烈的“国家系统”。“欧洲的政治分裂使相互竞争的欧洲各国不受单一中心的控制。”这种激烈竞争的国家系统是欧洲长期成功的关键因素。一方面它为个人的思想自由提供了一种制度上的保障,因为人们可以用脚投票,移居到更自由的国家。这样的“退出选择权”使欧洲出现了一个活跃的“思想市场”。而共同的欧洲文化使各种思想可以在不同国家间顺利传播。另一方面,欧洲的国家系统使欧洲各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不断进行激烈的竞争,从而迫使各国在政治、经济、技术等各方面不断改进和提高以争取优势、压倒对手。这方面,中国恰恰是一个反例。国内的统一与和平使得清代中国在军事技术上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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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制度上的优势外,西欧优越的地理位置也是其后来居上的重要原因。作者说,地处欧亚大陆西陲,西欧在13—14世纪得以免受蒙古兵锋的扫荡和破坏。而当伊斯兰势力控制了中东和东方贸易时,辽阔的大西洋又便利了西欧人向西从事海上探索和海外扩张。美洲新大陆则恰恰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与欧洲大陆一洋之隔,距离最近,而且风向和气候有利于跨洋的航行。这些地理优势是世界其他地区不具备的。

最后,作者总结说,“欧洲相对于亚洲的优势显然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慢慢积累而成的”。“自第一个千年之交,西欧内部确实存在着促进其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有利的外部影响”,而贸易则在支持中世纪和现代社会早期的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作者再次强调,贸易加上海外扩张是欧洲率先起飞和工业革命成功的关键因素。

第二本要介绍的著作是王国斌(Bing Wong)和罗森塔尔(Jean-Laurent Rosenthal,加州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合著的《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本书英文原著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中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王国斌是加州学派的重要成员,在彭慕兰发表《大分流》之前,他就在1997年出版了比较中西历史的专著《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在这本著作中他挑战了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反对以近代欧洲的历史经验为标准来解释和评判中国历史,强调要立足中西历史本身来理解其各自的变迁,并主张在比较研究中要以中国和欧洲互为主体,即用欧洲的经验来观照中国,也要以中国的经验来观照欧洲。该书从经济变化、国家形成、社会抗争三个方面比较了中国和欧洲的历史经验,认为明清中国与同时代的欧洲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并无明显的优劣高下之分。而中国国家在某些能力上,比如对农业人口的征税和人口清查登记方面,表现要超过同时期的欧洲国家。通过比较,王国斌认为在工业革命前,中国与欧洲存在着相似的经济发展动力,这种动力本身并不必然会推动中国和欧洲走向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在欧洲发生“可能只是一种偶发性联系,而不是因果性关系”。王国斌的这一观点与彭慕兰《大分流》中的观点非常契合,因此得到彭慕兰著作的很多呼应,成为加州学派大分流讨论中的一个基本论点。而王国斌和罗森塔尔的这本新作则反映了他们对这一场学术讨论的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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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与《大分流》

在这本新著中,王国斌和罗森塔尔对中西历史大分流的看法与彭慕兰的《大分流》相比有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并且在研究上做出了一些重要的推进。彭慕兰称赞此书对大分流问题“提出了清晰、原创和挑战性的论点。无论在实际内容上还是方法论上,本书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首先,两位作者认为中西历史大分流发生的时间要大大早于1800年。他们说:“我们相信在1750年以前,也就是能源和新大陆资源在历史舞台上大放异彩之前,中国和欧洲就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对于19世纪欧洲和中国经济发展影响至深的许多关键性差异,其实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尤其是1650年至1800年间的政治架构,其实早已成为定局。”其次,他们不再像彭慕兰那样,强调新大陆和英国煤矿的分布这样的偶然因素对大分流的决定性作用,而是力图为中西历史大分流寻找内在的、制度性的原因。

两位作者一开始就强调要比较中西历史大分流,首先必须确定适宜比较的“分析单位”,这个适宜的分析单位不是欧洲的民族国家,因为中国在疆域的空间规模上要大大超过任何一个欧洲民族国家,拿欧洲的民族国家与中国相比显然存在巨大的错位。所以他们提出中西比较“不应拘泥于特定的民族国家”,“而应将规模相似、各自发展的政治单位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如欧洲和中国”。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必须从长时段的历史演变来理解中西历史的大分流,并寻找经济变迁背后的原因。从这样的立场出发,他们对中国和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的经济政治变迁做了长时段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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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工业革命


从政治上看,工业革命前几个世纪中国和欧洲最显著的差别是,中国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帝国,除了短暂的改朝换代时期,中国长期享受着内部和平。而欧洲则分裂为许多国家和较小的政治单位,相互间不断冲突和竞争,经常处于战争状态。长时段不同的政治环境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后果。在欧洲,为了躲避战争的破坏,制造业逐渐向城市集中,以求在城墙之内获得保护。而在中国,和平安定的环境允许制造业分散在乡村,以利用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就近获得原材料。中国和欧洲在制造业空间布局上的差别又进一步影响了要素成本的价格。因为与乡村相比,城市中的资本相对丰裕而劳动力则相对稀缺,因此城市中的资本成本相对便宜,而劳动力成本则会相应较高。这种相对要素成本的变化经长期积累会使得城市的制造业越来越倾向于用资本来取代劳动力,也即用资本来发展技术以节省劳力。长此以往,欧洲城市制造业的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就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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