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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斩首的人民身体—— 民主权政体的政治神学和史学问题(一)
2018-1-6 23:16:00           作者: 刘小枫

   【康托洛维茨耗时十年,展开了一系列令人目眩的研究,深入探索了“两个身体”的中世纪渊源,从浩瀚的史料中清理出各种与“二体”有关联的思想谱系——这些光谱都指向一个根本问题:政治体永久性,即人民政体的“头”的永久性问题。他精心雕琢自己一生的巅峰之作,试图用历史材料本身散发出的魅力,抵御激进主义的思潮,深刻揭示现代国家的生成问题。】

   康托洛维茨(Ernst Hartwig Kantorowicz,1895-1963)出版《国王的两个身体》(1957)那年,刚六十岁出头。六年后,这位个性倔强的中世纪史学家便带着德意志帝国 的秘密梦想在美国与世长辞。

   康托洛维茨出生在普鲁士早前从波兰切割来的波茨南土地上,人文中学毕业后没多久,遇到第一次欧战爆发,便自愿参军上了西线战场,在凡尔登战役中负伤,颇有血性。战争结束后,康托洛维茨才上大学,先在柏林读了一学期哲学,又转到慕尼黑,最后落脚海德堡大学,修读国民经济学和古代史。26岁那年(1921),以穆斯林手工业行会为题取得古代经济史专业博士学位后,康托洛维茨在海德堡大学谋得编外讲师教职,但并非为了打算搞学术,而是为了不离开格奥尔格圈子(George- Kreis)。

   六年后,32岁的康托洛维茨出版了大部头传记体史书《弗里德里希二世大帝》(1927),随即名噪一时。 作为格奥尔格圈子的第三代核心成员,康托洛维茨的这部传记体史书并非要在专业史学方面有所建树。毋宁说,与差不多一百年前德罗伊森的《亚历山大大帝》(1833)一样,康托洛维茨希望用自己的历史人物传记唤醒某种德意志精神。

   欧洲大战尚未结束,德意志第二帝国(1871-1918)自行崩溃。对某些德国智识精英来说,德国并非败在军事战场,而是败在自家的文化战场——败在德国知识界深受自由主义共和论毒害。在国民心绪低迷、愤懑、惶惑的历史时刻,为了打破德国智识人的共和迷思,具有超凡精神魅力的诗人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1868-1933)给自己的“圈子”拟定了一个写作计划,让德国人民回想欧洲历史上那些在种种艰难时刻坚守高贵精神的各色人物。康托洛维茨主动请缨,为七百年前的德意志帝王弗里德里希二世(1194-1250,旧译“腓特烈二世”)作传。

   《弗里德里希二世大帝》问世第二年,刚过六十大寿的格奥尔格出版了平生最后一部诗集《新帝国》(Das neue Reich,1928),以抒情诗形式书写史诗,歌咏德意志民族的历代英雄人物(包括当时的兴登堡总统),从形式上看颇得品达遗风,实质上志在传承古希腊诗人忒奥格尼斯(约公元前585-540)的精神品质。 《新帝国》结尾时,这位具有超凡魅力的诗人唱到:“我把远方或梦之奇迹,带着前往我国的边地”。 所谓“远方或梦之奇迹”,指欧洲尤其德意志历史上那些优异人物曾展现出的高贵精神品格,如今,诗人企望“秘密的德意志”(das geheime Deutschland)即格奥尔格自己的精神同仁圈子承载这一梦想。

   这首压轴诗题为“词语”,结尾句因海德格尔的解释而非常著名:

   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

   这个带定冠词的“词语”(das Word)寓指什么?若理解为格奥尔格心目中的德意志民族的高贵精神不会离谱,因为诗人唱到:

            我苦苦守候命运女神

            从泉源寻得它的名称

            随即我将它牢牢握住

            如今它光彩穿越疆土

            我也曾历经漫漫长途

            带去一颗柔美的珍珠。

   可是,

            它随即从我指间遁逃

            我国就再未获此珍宝。

   诗人暗示,德意志民族的高贵精神品质有如“一颗柔美的珍珠”,它一旦破碎,德意志帝国便一无所是。珍珠丢失,尚可能复得,一旦破碎,便永不可能复得。诗人的歌唱明显带有现实关切,因为,在诗人看来,魏玛宪法的德意志共和国仍然沿用Reich[帝国]这个习传“名称”,无异于自欺欺人。德意志正在变得庸俗不堪,作为一个国家,德意志的土地上不能没有高贵的精神品质。国家即便强盛起来,也不等于有高贵精神。格奥尔格手上的那颗“柔美的珍珠”,就是高贵的德意志精神品质本身,在“新帝国”的大众民主处境中,诗人极为忧心,这颗“柔美的珍珠”不是丢失,而是彻底“破碎”。

   《弗里德里希二世大帝》与《新帝国》交相辉映,销量惊人,短短几年内,康托洛维茨的这部历史人物传纪获得的报刊书评,已近两百篇,1931年印行第三版,英译本也在同年面世。因从未打算搞学术,康托洛维茨念完博士学位后,并未按部就班写教职资格论文(Habilitationsschrift),这时却收到法兰克福大学的史学教授聘约。史学专业的某些科班教授妒忌心起,撰文攻击《弗里德里希二世大帝》一个没有注释,不过是“历史通俗文学”,毫无学术价值。 康托洛维茨不仅在很短时间内搞出一部史料集,回击这些心胸狭隘、心性低劣的专业学匠,还决定自己这辈子也搞学术。

德意志腓特烈二世

   1933年接踵而至,身为犹太人的康托洛维茨磨蹭到欧战爆发前,才秘密逃亡英伦。在英伦没能找到立足之地,度日艰难,康托洛维茨偶然从报上看到一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招聘史学教授的广告,撞上好运移居美国。1950年代初,因麦卡锡事件与校方闹别扭,康托洛维茨又离开加州,到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在那里完成了《国王的两个身体》,离世时还未年届古稀。

   在美国,康托洛维茨的知名度从未越出古代史专业范围。即便在欧洲学界,也差不多有近二十年之久,没谁对康托洛维茨谈论的“国王身体”感兴趣,即便古代史专业人士,读这本书的也不多。福柯在《规诫与惩罚》(1975)卷一第一章“犯人的身体”临近结尾时,用半页篇幅概述过《国王的两个身体》全书大意,如今成了人们挂在嘴边的美谈,似乎福柯慧眼识珠,第一个发现康托洛维茨。 其实,福柯提到这部书,与康托洛维茨要谈论的问题了不相干。

   福柯满脑子“犯人的身体”,而非“国王的身体”,他并不关心康托洛维茨所关切的问题。毋宁说,让福柯钦佩的不过是,康托洛维茨学识极为丰富,史述笔法诱人。倒是两年后,有个研究英国近代史的学者出了一本书名为《女王的两个身体》,明显是在模仿《国王的两个身体》的论题。

   在德语学界,人们对这位魏玛民国时期的青年才俊,也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少数老辈人记得康托洛维茨,不过因为他曾是格奥尔格圈子的最后一代才子之一。 康托洛维茨去世那年(1963),《弗里德里希二世大帝》重版。在“波恩条约”框架下,德国学人不再会对这位中世纪的德意志帝王感兴趣,完全可以理解。1990年代初,《国王的两个身体》有了德译本,中世纪史研究的名家福尔曼在《时代周刊》上发表推介文章,标题是“接康托洛维茨回家”——言下之意,德国人不应该忘记,康托洛维茨是德国人,而非美国人。 在德国才应该会有人对“国王的身体”念念不忘,美国人怎么可能对“国王的身体”有感情呢。

   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之际(1989),《国王的两个身体》的法文和意大利译本同年出版,德文译本才接踵而至(1990)。在随后十年里,《国王的两个身体》越来越受到关注,但关注者主要并非是中世纪史学专业的从业者,大多是关切政治思想史问题的人士。

   一时间,欧美大国越来越多的政治智识人开始关心“国王的身体”,好几部专著甚至模仿康托洛维茨的书名。即便是普及性的学术书,也以引用康托洛维茨为尚。 《国王的两个身体》的影响力在公共学界持续上升,康托洛维茨的声誉明显越出专业史学领域,传记研究接连不断——康托洛维茨俨然成了历史人物,而非一般学人。

法国现代哲学家福柯

   一 不死的国王身体

   《国王的两个身体》为何籍籍无名长达近二十年,又为何突然之间走红,学界不免会出现种种解释。 法国学界有人给出这样的解释:1960年代崛起的年鉴学派势力太大,《国王的两个身体》属于观念史论著,方法老派,无人问津并不奇怪。德语学界的情形也相差无几:韦伯的社会学理论影响太大,自1930年代以来,就支配着学界的问题意识乃至研究方法,没谁关心中世纪晚期的观念史问题。何况,康托洛维茨所谈论的国王身体,早已被扫进历史垃圾堆。

   这番解释固然没错,却未必周全,因为它不能解释,为何偏偏在1980年代以来,康托洛维茨越来越红。在笔者看来,《国王的两个身体》面世后遭遇冷落,实际原因是当时英美学界正在兴起一股激进民主思潮,出现了强势的所谓“思想史的民主化形式”(a democratized form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在这样的学术思想气候中,康托洛维茨谈论国王的身体,不仅堪称老朽,而且政治不正确。剑桥学派史学在1960年代的激进民主运动中登上学术舞台,并在1970年代中后期大显身手,随即吸引了广泛的学界目光。

   1981年,法国著名思想史家戈歇(Marcel Gauchet)连续发表两篇文章,解读《国王的两个身体》,明显是在借康托洛维茨之作,回应激进民主的政治史学。 戈歇以研究贡斯当和托克维尔闻名学坛,同时也是法国文化思想界抵御激进思想的中坚人物。他大声疾呼,拉康、福柯、德里达谋杀了法兰西文明精神,振聋发聩,我们迄今没听见,还以为法国后现代思想会让中国文明精神发扬光大。 康托洛维茨在1980年代末开始逐渐走红,未必不可理解为,激进民主的政治史学开始遭遇反弹。毕竟,剑桥学派史学与康托洛维茨史学的研究领域多有重叠,问题意识却截然对立。

   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之际,《国王的两个身体》的法意德译本纷纷面世,绝非偶然。法国革命起初建立的是君主立宪政体,这意味着,国家这个身体的“头”型换了,但“头”还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两个君主国联手干预法国政局时,路易十六王后泄露军事机密,致使普奥联军击溃法军,攻入法国本土。1792年7月,立法议会宣布,国家进入危急状态;8月,共和党人发动市民起义,占领杜伊勒里宫,拘禁国王和王后,宣布推翻立宪派政权。

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共和党人中的温和派(吉伦特派)掌握政权后,迫使立法会议废除君主立宪制,改行共和制,共和党人中的激进派(山岳派)则还要求处死国王。9月,法国军队和各地组织的义勇军在瓦尔米一役击溃普奥联军,为法兰西共和国(史称第一共和)奠立了基础。10月,法国军队已经将普奥联军赶出国境,还间接控制了意大利半岛和莱茵河以西。一百年来,法国从未取得过如此胜利。1793年元月21日,国民公会在一片胜利声中以叛国罪判处国王及王后死刑,路易十六身首分离。随之,保王党人与革命党人爆发激战,国家即将陷入分裂。

   人民主权的国家这个身体可以没有“头”吗?拿破仑铁腕平定内乱证明,人民的国家作为一个身体,仍然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头”,否则只会瘫倒在地。

   共和革命党人掌控的国民公会以法律程序方式处死国王,从世界史的意义上讲,是在确认一百多年前英国共和革命弑君的正当性。按19世纪初的自由主义史学家基佐的说法:法国革命不仅给英国革命“增添了鲜明光彩”,甚至应该说,没有法国革命“就无法彻底理解”英国革命。 1649年元月20日,处于内战状态中的英格兰残余议会设立法庭,审判国王查理一世。一周后,法庭宣判“查理·斯图亚特为暴君、叛徒、杀人犯及国家的敌人,应予斩首”。

   随后,查理一世在白厅街被当众斩首。世界历史上被推翻的王权不计其数,英国的共和革命以法律程序合法地判处国王死刑,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学习政治史以及政治思想史的人会觉得,这一事件的历史含义值得深思。激进共和主义者则会通过写通俗文学式的史书说,这一历史事件是值得人们“一同分享和欣赏的人权历史上那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带来的激动,所有欧洲人对社会阶层地位以及‘君权神授’的假设,都被一个概念粉碎,那便是:‘权力应该属于人民,并由人民的代表去行使’”。

   在政治思想史家沃格林看来,英属美洲殖民地十三州的“独立”革命,先于法国革命确认英国共和革命的正当性。《独立宣言》控告英王的法理依据,与英格兰下议院控告国王的理由如出一辙:国王身上仅有“有限的权力”,其职责是确保人民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等“不可让渡的权利”;一旦国王的有限权力损害了人民的权利,人民就有权利弑君。与基佐不同,沃格林还看到,英国革命与美国革命对国王提出指控有一个根本差异:英国的共和革命人士设立高等法院来裁决对国王的指控,美洲殖民地的共和人士则把对英王的指控直接提交“人类的意见”(the opinions of mankind)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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